基督教國王的祝聖典禮（Le sacre），事實上是人類政治權力成功運作的一種嘗試。此儀式本身，具有非常強烈的神學意識，也寓含綿密細緻的象徵意義，給予王權的內涵與價值，一種更堅實靈活的論據基礎。
一、「成為國王」
舊有的羅馬帝國政治、法律、社會等體制，在中世紀初期逐漸為人淡忘。政治上，法蘭克人對於最高權力的行使，最初具有濃厚的異教（pagan）色彩。當他們逐步由異教信仰走向基督教的過程中，梅洛溫國王們，仍堅持以克洛維的王室血統原則，作為王位傳承的主要依據，原先屬於日耳曼諸子平分的習俗，也依然留存。羅馬文化中，國家是屬於公眾事務的概念，已被王國屬於國王私有襲產的觀念取代。王國被視為是祖先的家產遺業，國王的嫡子皆可承襲國土與頭銜。這種諸子平分的日耳曼習俗，沿續到9世紀中葉。然而，在梅洛溫王朝轉變為加洛林王朝的歷程中，一個新的創舉——宗教性的祝聖典禮——被引入政權轉移之中，它改變了以血緣為主要依據的傳統政權框架，從而賦予新政權一種更崇高與神聖的權力屬性。這種革新的王權定義，超越慣例習俗、超越當時核心的政治觀念，卻又依附在基督教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上，使得王權的內在意義，具有不可碰觸的祕聖特質。「國王」，此頭銜的意義，成為兼具聖職與俗世政權功能的複合體。這種「雙重性」，正是法蘭西王權聖化的外在表徵。
西歐君主合法統治權限的劃分慣例，最初，是教會菁英從基督教聖典中，汲取理論和概念建構而成。浸潤於中世紀西歐的宗教氛圍，基督徒國王們銘記上帝的宣告：
「上帝對所羅門說：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你既有這心意，並不求資財、豐富、尊榮，也不求滅絕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壽數，只求智慧聰明好判斷我的民；我必賜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資財、豐富、尊榮。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沒有這樣，在你以後也必沒有這樣的。」
此一智慧典範，是君主行使統治權之時，不可或缺的鑑戒。然而，我們不禁想問：國王是如何形成，以及他的王權從何而來？在此方面，歷史的閒談散論，夾雜並散落著人類政治社會有關權力轉移的多種潛在「形式」，提供我們一套「王位繼承的幾何學」。大多數情況，國王人選的確立，使用了親子法和世襲法；在某些情況中，也會採用選舉和遴選程序。國王的個人特質縱使有所差異，在意識形態和制度憲法的層面，以神聖的國王祝聖儀式作為王權的依據，也能有效地消解臣民對於國王個人特質的虛設爭論。因此，國王祝聖禮成為王權正當性依據的另一種選項。
法蘭西國王祝聖儀式的聖經淵源，昭然若揭。起初，用聖油塗抹在常人身上的儀式，僅是猶太教的一種宗教禮儀，意在使一位常人成為祭司，正如摩西首次將聖油倒在亞倫的頭上一樣；隨後，掃羅、大衛和所羅門接受膏油，作為統治人民的「印記」。古代以色列國王的膏油祝聖，不僅被認為是神聖恩典的標誌，而且也是權力合法性的憑證，這就是王家膏油的起源。《舊約聖經》有關權力聖化的意識形態，在中世紀的王家聖職儀式中被具體實踐。實際上，中世紀西歐基督教君主們，希望成為古以色列國王的承繼者。正是透過《舊約聖經》的塗油祝聖，此一膏油儀式，融入中世紀西歐的王家祝聖加冕典禮之中。
為了在法蘭西王權發展的脈絡中，呈現祝聖儀式的定位辯類，必須更深層解析國王祝聖典禮背後所透露的權力關係。在這個議題上，從儀式、物件與意識思維等面向，本書將細緻分梳國王祝聖加冕典禮，包含祝聖儀式的源起、禮節儀軌的進程，物質元素、權力集團的涉入為何？社會菁英和廣大民眾，對於這個「塑造國王」的慶典，如何觀看？如何接受？如何回應？藉由這些面向的擘肌分理，進一步解讀國王（統治者）與人民（被統治者）的權力形構，以及國王、教會、權力集團和人民交纏疊合的社會關係。
二、王權——令人迷惑的議題
對於人類學和歷史學而言，「國王是神聖的」，這是不言而喻的真實。君主權力的來源、君主權力的本質和君主統治權的正當性，都指向人類社會的關鍵問題——王權。國王祝聖加冕禮的研究，也是圍繞著王權質性而展開的。
在西方王權的發展歷程上，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不僅統治所有人民，也統治帝國疆域，皇帝權力對人、事物和空間都施行占有。羅馬法的概念界定國家是公眾財產和公眾事物（rex publica），屬於公共領域的範疇。對此，中世紀初期，聖奧古斯丁借用西塞羅（Cicero, c. 106-43 BCE）的觀點予以詮釋：「共和按字面翻譯，即是公眾的財產和事物，它涉及國家或政府的治理原則：『有效施行共和只能依據良善正義，由國王、貴族或者由全體人民來治理國家。然而，當國王行不義之事或成為暴君之時……如此，不僅共和精神敗壞，共和的定義，亦將蕩然無存。』」
西方教會人士對於皇權根源或王權行使的論述，由來已久。4世紀末，米蘭大主教聖安布羅修斯（Saint Ambrosius, c. 337-397）曾譴責世俗權威；他強調皇帝被包含在教會之內，而非凌駕於教會之上；皇帝是教會之子，必須服從教會的權威。5世紀末，教宗哲拉修烏斯一世（Pope Gelasius I, r. 492-496）致書皇帝阿納斯塔修斯（Anastasius Augustus, r. 491-518），在書信第2段開頭，他義正詞嚴地強調，上帝將神聖權力（auctoritas sacrata）和王家權力（regalis potestas）分別交由教會和國王，由於在最後審判中，神職者需向上帝交代，教士的職分因而更顯重要。在這封信函中，聖安布羅修斯淋漓盡致地表達，羅馬教會對於權力詮釋的基本原則。
加洛林時期的神職人士，恪守4至6世紀基督教神學家的訓示，他們重申「國王權力神聖起源」的論述，亦即國王的權力來自上帝，國王必須依據公義法則統治人民，並維護世俗的和平正義。神職人士引證伊西多爾（Isidore de Séville, c. 560 ?-636）對於國王權力的定義，指出國王（rex）一詞，源自「正當行為」（recte agere）。換言之，國王必須按照基督信仰的美德，以公義正直來統治王國，國王為捍衛人民的利益而行使王權；反之，沒有正當行為的國王，即是暴君。9世紀教會菁英和神學家，如奧爾良主教耶納斯（Jonas d’Orléans, c. 760-843）與漢斯大主教安克瑪（Hincmar archevêque de Reims, c. 806-882），雖然也承認政權與教權的功能劃分概念——國王處理世俗層面的事務、教宗與神職人員處理宗教與精神層面的事務——然而，他們也修正哲拉修烏斯一世的觀點，提出世俗權力既然來自於上帝，為了尊崇上帝，所有人民皆需服從世俗權威的統治。不論是中世紀初期的教父與神學家，或中世紀下半葉的法學人士和王廷官員，對於王權本質與統治權正當性依據的辯證，從不中斷；尤其是與王權關係密切的國王祝聖加冕禮，更是權力屬性的論辯核心。然而，這些教會或世俗菁英論述國王祝聖禮的旨趣，並非以批判的視域，討論國王祝聖禮的內涵；相反地，他們以一種隱喻的方式，來彰顯王權統治的合法性。
＊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王權劇場：中世紀法蘭西的慶典、儀式與權力》（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