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88年卻是兩岸可以建立良好關係的極好時機。那一年，趙紫陽接任黨總書記，提出擴大沿海改革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意思是所有沿海省份，都開放給外商投資。我初訪台灣這四天，接觸到一些高層的決策官員，也獲知台灣最新的對大陸、香港政策，就是初步設想讓台灣商人在香港或「第三地」取得法人地位，再以這法人地位去大陸投資，參與趙紫陽的國際經濟大循環計劃。而投資大陸，是台灣過去被指為「資匪」不被允許的。
這是台灣在解嚴與開放民眾往大陸探親後，由於向民主體制邁進，產生的自信而導致的政策改變。可惜在一年後，中國大陸發生六四事件，兩岸的良性互動也擱置了。
我因為來得匆忙，連日來疲倦，臨時準備的演講沒有發揮得很好。受媒體密集報導的影響，聽眾不僅坐滿幾百人的大堂，甚而站立者擠到門口。聽眾的提問，直接接觸到過去禁忌的話題，使我驚訝，也反映了聽眾對台灣、大陸、香港政治發展的關心。問題比如「台灣應否獨立？」「台灣未來對大陸政策應朝哪個方向？」「九七後香港的轉變對台灣有何影響？」「你知道台灣有人為了你坐政治牢嗎？」
台灣似乎突然之間沒有人迴避過去認為尖銳敏感的問題了。有讀友在留言中說我的初訪正是在台灣第一道晨光出現的時刻。我那時也真的有這種感覺。台灣的改變不是從1987年解嚴正式開始嗎？為什麼是1988年？黃春明善畫畫，他那天隨手以台灣地圖的形狀畫了一個「台灣面」，而面相就是台灣人第一次當總統的李登輝。那時，李登輝不僅以副總統的地位接任了1月13日去世的蔣經國，而且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也排除了據稱來自宋美齡的壓力，選出李登輝任代理主席。在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的情勢下，就是接掌了黨政的最高權力。台灣人普遍認為這是本省人擺脫自十七世紀以來都由外來政權統治的命運，開始台灣人自主了。
有一個關於1984年蔣經國選李登輝當副總統候選人的笑話：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推舉了蔣經國當總統候選人之後，就問蔣要選擇哪一人當副手，蔣經國正好便急，就說了一句「你等會」，然後起來如廁，他的濃重江浙口音，使在座眾委員聽作「李登輝」，於是蔣經國如廁回來問大家意見，就眾口一詞說提名李登輝也。
這笑話當然絕非事實，但說明那時候蔣經國的權傾一時，以及提名李登輝如何讓外界感意外了。
幾百年來首次由本地人執掌政權，使許多台灣人認為是第一道晨光。但那時正值香港面臨由殖民地將主權轉交給中國的前景，多數自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不感興奮反覺憂慮。歷史和無數近代的現實顯示，外來政權有時候因為自覺缺乏正當性，反而在施政上對強制手段有所抑制，到了本地人手上，有了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正當性，嚐到權力滋味後，就對濫權和壓制反對派更無顧忌。以前上海、天津的租界都是中國最享有言論自由的地方，香港也是。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後都帶來本地人的暴政。因此，有了「台灣面」恐怕還不是第一道晨光，還要有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制衡，否則晨光後也難保不會有陰霾甚至狂風暴雨。（初訪台灣下）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