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知我們可以去採訪孩子們,可以觀察到,他們一般是在老師的監視下背誦革命口號。相反,我問校長,問她如何看待一些特別是來自邁阿密方向的批評,說在學校裏灌輸這些口號就是洗腦。
「說這裏是在洗腦是荒謬的,」恩方特(Elaine Infante)說。「我們的革命是非常人道主義的,我們顧及到這裏所有孩子的幸福。」
「這就是我們工作的原因。不要把他們變成武裝分子,絶不。是要為未來做好凖備,讓他們成為能夠服務社會的好人。」
馬埃斯特臘山(Sierra Maestra)
馬諾洛(Don Manolo)在這片土地上工作,直到他的膝蓋不能再承受。
那年他90歲。
他一生都在馬埃斯特臘山種植咖啡,但是兩年前歲月的摧殘使他不得不向國家交還了土地契約,以換取養老金。
「我們從建棚戶開始,根本沒有土地契約。」他粗糙的雙手抓住一根手杖支撐著身體,一頂寬邊草帽遮擋了加勒比海強烈的陽光。
他解釋說,革命發生之前,馬諾洛給地主提繳每種收成的三分之一。有一天,一群留鬍子的男人出現在他的租用地上。
「很多人都想參加革命,但菲德爾說,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需要加入革命軍,因為軍隊需要我們去生產糧食,」他回憶說。革命軍承諾馬諾洛和其他農民將很快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
當年他33歲,與菲德爾同齡,兩個人幾個月後再次見面,當時成功的革命領袖回到該地區兌現承諾。
土革之後,大片的私有土地都被沒收,劃成小塊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者變成國營公社。從富裕的古巴家庭到外國跨國公司,如可口可樂和聯合果品公司,大地主的土地均被國有化。
甘蔗種植園不再是外資企業,就是這些早期決策,將古巴置於華盛頓的敵對一方。據說卡斯楚甚至沒收了曼尼凱思的一些自家財產,很大程度上得罪了母親。
該法規仍然是古巴農業模式的基礎。
「我們在馬塞迪(Caney delas Mercedes)舉行了一次車馬大遊行,那天他們給了我們土地證,」馬諾洛回憶道。「我們很高興,因為再也沒有人能把我們從土地上趕走。」
在馬埃斯特臘山腳下,小氣候非常適合種植咖啡。在一個名為「北極」的地方,住著另外一個土地獲得者馬蒂納(Lérido Medina)。現在已經沒有原文件,因為馬蒂納已經將其捐獻給了哈瓦那的博物館。
穿著厚厚的羊毛襯衫,吹著涼爽的山風,92歲的馬蒂納解釋說,他現在依靠妻子埃達(Aida)和兒子在農場做活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