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顯然從其最重要的政策行動之一退卻了，表明習近平執政近十年來，重塑中國經濟和減少不平等現象存在巨大困難。
在去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習近平大力宣揚一項被稱為「共同富裕」的標誌性計劃。在人們擔心精英階層從中國的經濟繁榮中獲益過多之際，該計劃旨在重新分配更多的中國財富。它為習近平的許多政策行動提供了支持，包括對被視為利用自身市場力量提高利潤的科技公司進行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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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針對科技公司的部分整頓行動仍在繼續，但隨著中國將政策重心轉向支撐正在放緩的經濟，該項計劃的其他部分卻是有頭無尾。
去年，在國家媒體、學校以及習近平和其他人的講話中，「共同富裕」這一字眼似乎無處不在。去年秋季共產黨會議期間通過的一項歷史性決議中，這一措辭出現了八次。此次決議將習近平置於與毛澤東平等的高度。
在今年3月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1.7萬字的政府經濟工作報告中，「共同富裕」一詞只出現了一次。
財政部最新的預算報告沒有明確中央政府為該項計劃分配資源的具體目標。在被指定為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浙江省，新經濟計劃幾乎沒有提到可能會讓較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的政策。
中國政府已經收回了與這場行動有關的一些措施。政府上個月擱置了擴大一項新房地產稅的計劃，該計劃本可以為社會福利項目提供資金，但遭到了精英階層和決策者的反對，擔心這會推低房地產價值。目前，該稅種的試運行僅適用於上海和重慶。
財政部的理由是今年內「不具備」擴大房地產稅試點改革城市的條件，但未予詳細說明。
「共同富裕」聲勢減弱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習近平需要中國經濟保持強勁的當口，所頒布的政策卻令企業主恐慌，拖累了經濟增長。習近平正在為今年晚些時候將召開的政治會議作準備，預計屆時他將贏得第三個任期。
但經濟學家和學者們表示，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如果沒有更為大刀闊斧——而且可能傷筋動骨的——改革，「共同富裕」的目標就無法實現，而這種變革似乎是習近平不願接受的。
這包括對中國的稅收和社會福利體系進行全面改革。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稅收體系的累進程度較低，稅收負擔主要落在較低收入的工人身上。提升較高收入人群的稅率一直面臨阻力，因為這類人群往往有更多政治背景。
經濟學家說，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國的稅收制度沒有籌到足夠的錢來為教育、醫療和其他服務提供資金，使之達到習近平「共同富裕」計劃所希望的水平，這個問題已經導致中國向民營企業和眾多富豪施壓，以實現再分配的目的。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總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2%，而在美國和英國，這一比例約為10%；社會保障繳款收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5%，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成員國9%的平均水平。
「所有這些變化都涉及大量的政治行動，」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研究員George Magnus說。「我認為該國政府不願意推出這些措施。」
作為中國最高政府機構的國務院和浙江省政府沒有對評論請求作出回應。
「共同富裕」這個說法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用它來描述減少社會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理想。
然而數據顯示，自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流動停滯，習近平認為這種趨勢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根據世界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數據，2021年中國10%最富有的的人佔有該國全部家庭財富的68%。
習近平去年1月告訴官員們實施「共同富裕」刻不容緩，表明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隨著中國經濟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之後強勁反彈，決策者看到了一個推動變革的機會，他們希望這些改革能夠實現習近平的目標。
經濟學家說，隨後推出的監管規定主要涉及整頓那些被認為賺錢太多或者金融風險太大的行業，而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變革來激勵創新或增加中國中低階層的機會。
對房地產開發商的更嚴格監管減少了企業的冒險行為，但也引發了房地產市場的下滑。對科技公司和營利性校外輔導機構的整頓打擊了壟斷行為，但卻導致了這些行業的大規模裁員，同時中國上市公司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市值被蒸發。
中國總體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許多經濟學家現在認為，中國今年將很難實現政府設定的5.5%左右的增長目標。
儘管科技公司和企業家承諾向「共同富裕」倡議捐獻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款項，但經濟學家表示，這種一次性的饋贈並非等同於能夠帶來長期社會變革的可持續戰略，同時整治行動帶來的損害可能會持續多年，因為這一行動暗示私人創業已經過時。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稱，「共同富裕」的口號幾乎成為一些企業的集結號，但諷刺的是，這些企業用這個詞推斷出一整套旨在控制甚至摧毀中國私人創業的政策。史宗瀚表示，他認為這不是中國政府希望傳遞的資訊。
隨著增長放緩的幅度超過預期，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3月份承諾，進一步的監管將更加透明和可預期。
一些經濟學家表示，如果增長出現強勁反彈，中國可能在今年秋天的中共會議後重提「共同富裕」倡議。
不過，目前還不清楚習近平是否曾經打算採取更激進的措施，幫助中國百姓分得更大塊的增長蛋糕。牛津大學的Magnus和其他經濟學家表示，最簡單的方法之一是把更多收入以及控制權從政府轉移到私營部門，但這與習近平的初衷相悖。
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甘犁稱，另一種方法可能是對個人徵收遺產稅或資本利得稅，這將使更多財富從富裕家庭轉移出去，但可能也會遭到反對。
其他經濟學家說，中國需要改變地方政府獲取收入的方式——在中國的政治氣候下，這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這可能會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
目前地方政府負責提供許多社會福利，但通常負債累累，自行籌集資金的能力有限。因此，地方政府沒有什麼動力去承攬大規模的福利項目。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史宗瀚稱，相反，地方官員傾向於投資那些能更快見效的項目，比如基建項目，或者對中國領導人來說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比如實現半導體「自給自足」或增強軍事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