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我離開時的歐洲，罪大惡極的事正在發生，原因是好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清楚該怎麼做……我對美國的力量深具信心，那是我的政治哲學，我的外交政策觀點，並且與我的性格結合，因此我始終是一個行動主義者。」
——瑪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3日開會時，各理事國大使全體起立默哀，但哀悼的對象不是烏克蘭戰場的塗炭生靈（常任理事國俄羅斯不會容許），而是當天以84歲高齡過世的一位老外交官——歐布萊特。老外交官與烏克蘭並無特殊淵源，但今昔對照，她的經歷、理念與作為卻格外發人深省。
歐布萊特在1993至1997年間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1997年成為美國第一位女國務卿，也是當時美國政治史上權位最高的女性，2001年卸下公職。擊破華府的玻璃天花板已是難能可貴，歐布萊特8年外交官生涯更是呼風喚雨，堪稱世紀之交國際舞台最具權勢的女性（當時梅克爾還不成氣候），既締造功業，也留下遺憾：盧安達、波士尼亞、伊拉克、《京都議定書》、東非大使館恐攻、巴勒斯坦、科索沃、北約、北韓……
「只有在美國，一個來自中歐的難民能夠成為國務卿」
要談歐布萊特的事業，得先談談她的一個特殊身分：難民。
瑪麗・嘉娜・柯貝洛娃（Marie Jana Korbelová）1937年生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Czechoslovak Republic）首都布拉格（Prague），父親約瑟夫・柯貝（Josef Korbel）是職業外交官。她出生的第二年，後來惡名昭彰的《慕尼黑協議》（Munich Agreement）問世；第三年，這個獨立才20年的悲情國家慘遭納粹德國入侵，父親成為佔領者追殺的目標，攜家帶眷逃往英國倫敦，她因此成為……難民。
戰後，瑪麗和家人回到故鄉，父親也重返外交工作崗位，出任捷克斯洛伐克駐南斯拉夫大使。但好景不常，1948年布拉格爆發共產黨革命，這家人再度踏上流亡求生之路，再度淪為異國難民。1948年11月11日，瑪麗與家人搭乘的客輪緩緩駛進紐約港，11歲的她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
多年之後，歐布萊特主持一場移民歸化典禮，一位衣索比亞裔男子上前對她說：「只有在美國，一個來自非洲的難民能夠見到國務卿。」她回答：「只有在美國，一個來自中歐的難民能夠成為國務卿。」
來到2022年，歐布萊特人生旅程的尾聲，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二戰之後歐洲最大規模的難民潮，納粹、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協議》再一次成為無法忽視的歷史殷鑑，這位「難民國務卿」想必感觸良深。
當上國務卿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
歐布萊特還有另一個同樣曲折、同樣艱難的特殊身分：猶太人。
她的父親與母親都是猶太人，面臨歷史上最嚴重的種族滅絕危機，他們在流亡英國時期（1941年）做了一個重大抉擇：改宗天主教，虛構一套家族史，把3個孩子當成天主教徒來養育，大女兒瑪麗也改名「瑪德琳（Madeleine）」。一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瑪德琳當上國務卿，真實的家族史才水落石出：她是猶太人，父母兩邊的親人有26人死在納粹集中營，包括他的祖父母。
11歲來到美國、還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的瑪德琳，最後與家人落腳科羅拉多州的丹佛（Denver），父親進入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任教，創立該校的國際研究學院，得意門生萊斯（Condoleezza Rice）後來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第二位女性國務卿。
在那個女性主義方興未艾，但女性擔任公職（包括外交工作）少之又少的年代，瑪德琳沒有辜負自身的家學淵源，中學時代就在校內籌設一個國際關係社團，利用各種機會鍛練演說技巧，大學唸的是政治，畢業後結婚（歐布萊特是夫姓）生女兒「坐月子」以自修俄文打發時間，碩士與博士專攻國際事務，而且遇到一位「貴人」等級的導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冷戰時期美國最重要的戰略思想家之一。換言之，歐布萊特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民主黨高層的外交政策智囊
1972年，歐布萊特開始擔任民主黨籍國會議員助理，在黨內日漸受到矚目。1977年卡特（Jimmy Carter）總統上台，布里辛斯基入主白宮國家安全會議，歐布萊特也被延攬。當時整個白宮國安會只有2位女性，歐布萊特被分到一間沒有窗的小辦公室，但是她甘之如飴，因為那是全世界的權力中樞。
卡特1976年連任失利，接下來的12年都是共和黨執政，但是歐布萊特並沒有賦閒，每一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都請她當外交政策智囊，她在華府的家成為一個「外交沙龍」。她還曾推薦一位年輕有為的民主黨籍州長進入菁英雲集的外交關係協會（CFR），那人名叫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
1982年，歐布萊特的丈夫移情別戀，20多年婚姻以仳離告終，但對她而言卻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因為前夫出身美國報業世家，離婚讓她拿到數百萬美元財富，也讓她的政治生涯如虎添翼，金脈與人脈相互幫襯。
歐布萊特身高才150公分，但充滿自信，看輕她的人很快就會嘗到教訓，一位在她失婚後與她合作的民主黨人形容：「沒有人會把她看成某人的妻子或前妻，她是瑪德琳・歐布萊特，一位專家。」另一方面，她也平易近人，而且表達能力極強，以普羅大眾能夠理解的方式來詮釋複雜的外交政策。
柯林頓時期，從聯合國到國務院，從論述到行動
1993年柯林頓上台，歐布萊特也迎來生涯的黃金時期，先出使聯合國（1993-1997），再接掌國務院（1997-2001），終於有機會將理念、信念化為實際政策與行動。但也正因如此，她的功過要受到全世界的檢驗、歷史的檢驗。
當時已是「後冷戰時期」，俄羅斯一蹶不振，中國埋頭發展經濟，美國是毫無疑問的「全球唯一超級強權」，但在外交上仍不時踢到鐵板，踩到地雷。例如1993年10月，美軍在東非索馬利亞遭遇重挫，19名官兵陣亡，讓柯林頓政府從此對海外軍事干預行動戒慎恐懼。
1994年另一個東非國家盧安達爆發種族大屠殺，短短100天內，至少80萬人遭到殺害，50萬女性遭到性侵，美國與聯合國卻幾乎毫無作為、見死不救，甚至拒絕增派維和部隊。對此，歐布萊特與時任聯合國秘書長蓋里（Boutros Boutros-Ghali）相互指責，只留下兩人外交官生涯最大的污點、最深的遺憾。
與這兩樁悲劇幾乎同時進行的波士尼亞戰爭（1992至1995年），歐布萊特總算扮演更積極、更關鍵的角色，揭露慘絕人寰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大屠殺，說服柯林頓政府率領北約盟國發起空襲行動，將波士尼亞塞族（Bosnian Serb）炸上談判桌，讓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得以獨立建國。
瑪德琳的戰爭
1998年，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與宗教血腥衝突再起，塞爾維亞獨裁者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血腥鎮壓科索沃（Kosovo）的獨立運動，已是國務卿的歐布萊特極力主戰，儼然是「柯林頓政府的良心」，終於促成北約翌年3月展開軍事行動，以78天密集轟炸迫使塞爾維亞收手，米洛塞維奇政權垮台，本人遭到逮捕與審判，歐布萊特迎來生涯顛峰，《時代》（TIME）雜誌因此創了一個新詞：瑪德琳的戰爭（Madeleine's War）。
歐布萊特是世紀之交美國外交界的代表人物，但一生頻頻回首自己的歐洲根源，最重要建樹也幾乎都在歐洲，卸任國務卿之後甚至一度被「拱」回故國捷克競選總統！她曾說：「對我而言，美國解放了歐洲。」正突顯了兩者之間的關連：近代歐洲曾經深陷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夢魘，但在美國領導與協助之下，終於成為自由、民主、法治、繁榮的國度。
因此不難理解，對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引發的「北約東擴（Enlargement of NATO）」爭議，歐布萊特曾是最重要的倡議者之一。1996年，柯林頓總統呼籲開放前華沙公約（Warsaw Pact）成員國申請加入北約，歐布萊特為此花了3年時間進行協商，取得俄羅斯的諒解，終於促成波蘭、匈牙利與捷克在1999年3月加入北約。在典禮上致辭時，歐布萊特回憶兒時跟隨父親逃難的痛苦經驗，映照3個「前蘇聯陣營國家」的重大意義，最後她高呼「哈利路亞！」
「普京正在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歐布萊特著作等身，最後一篇讜論是投書《紐約時報》（NYT），標題開宗明義「普京正在犯下歷史性的錯誤」，警告普京（Vladimir Putin）：「入侵烏克蘭不會讓俄羅斯變得偉大，只會讓俄羅斯在外交上孤立、在經濟上遭受重創、在戰略上面對更強大且團結的西方盟邦而更顯弱勢，從而確保普京遺臭萬年。」
這篇文章發表於2月23日，隔天凌晨，普京下令19萬大軍三路入侵烏克蘭，開始殺戮烏克蘭的平民。
在這個多極（multipolar）世界，歐布萊特對於美國國力的信心，堅持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the indispensable nation）」的信念，曾經顯得不合時宜，如今卻似空谷足音。
當烏克蘭戰爭硝煙散去的那一天，希望全世界珍惜自由、民主、法治、繁榮的人們也能齊聲高喊：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