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真正困難之處，並不在於指出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主文之瑕疵；而在於尋找華人社會的「普適價值」與其理想的發展方向。我們從人類心理學、哲學，甚至是思想史中，都能找到華人社會的主流為恥感文化，華人有後悔心，但是並無懺悔心的種種確據。對於華人來說，「面子」與「關係」都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面子」與「後悔」彼此間，有清晰得以觀察的心理防衛機轉；但是卻與「懺悔」並無太大關係。此外，言論自由與「強迫公開道歉」完全可以不必混為一談，此二者乃是不同維度與不同階段的事情。除去可受公評之事，政治人物所涉之與公眾利益有有關之事務等特殊情形外，行為人的言論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名譽權，自然不可能會有遭到「強迫公開道歉」的後果；換言之，行為人之所以必須「被迫公開道歉」，因係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所致；這一點理解起來，應當就像是沒有向他人借錢，自然就不必還錢；之所以必須還錢，乃是因為曾經向他人借過錢一樣。此外，如果我們認為即使有侵害他人名譽權之情事，亦不能強迫公開道歉，對於一般人來說，則無疑意味著，憲法認為加害人的言論自由要高於被害人的名譽權保障，或是高於被害人所應獲得的心理平衡。
實際上，對多數華人而言，名譽權遭到他人侵害時，除了金錢損害賠償以求撫慰外，要的就是公開道歉；尤其是此事發生在一些十分愛面子，堅持唯有加害人公開道歉，才能賠償受害人名譽權所受之損害者身上時，更是如此。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公開道歉，才能把面子找回來；被害人甚至可以不要金錢賠償，或是少些賠償也行；此乃華人的心理機制，源自倫人社會的本體層級結構。若非如此，那麼有錢的大財主，豈不可以利用自身的金錢，換取隨意侵害他人名譽權的「自由」？
有關華人社會的心理機制判定，絕大多數一流法學院從未教授，法學專家們對此領域也相當陌生。現行情況是，法學家們不過是將西方發達國家判決理由中所彰顯的種種價值，直接套用在華人社會的具體案例上，這就導致了方枘圓鑿，致使華人社會多重規則（規矩）並行，社會運作成本增高的現象長期存在；並且還影響了華人社會出現具有憲政傳統的國家的可能性。蓋憲政傳統，乃憲政加上傳統，社會上缺乏能夠實施現憲政的基礎時，自然不會有什麼憲政傳統。當然，長期的制度轉移，實施久了，也有可能逐漸形成後有的傳統，乃自不待言。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與現象，並非華人社會獨有，其在全球所有法學繼受國家中都很突出。問題極其複雜，涉及層面也極為寬闊，並非單一學科，或是一組學科知識即能解決，因為社會的發展變因極多，從某種角度來說，乃為「天選」結果。回到法學範疇，當下要務乃在於法教義學的基礎上，迅速擴大法學研究與人文學科，以及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浸潤；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普通法系（按：即指所謂「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明顯更佔優勢。其中最重要的認識，就是具備一定程度的哲學思考能力，對倫理學能有相當把握；並且能夠與神學領域進行對接，汲取養分。於此所謂神學，並非指向信仰，而是指向解決終極問題的人類歷史思考的最重大資源。
西方哲學與神學都對法學發展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在華人世界迄今為止，哲學與神學對法學的影響，仍然微乎其微。法學界一向自說自話，以本學科有限的註釋法學知識，決定了遠超於有限的註釋法學知識廣度與深度的複雜社會問題，並進行了許多不真正知其所以然的價值判斷；這正是法學想要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標準內捲現象。當前法學界（兩岸）談來談去，衡量來衡量去，多數都是循環論證，重複「價值」「尊嚴」等語言，鮮有願意或能夠撬開其他知識大門，以求探索人（群）之奧秘者。的確，法律人也在此「視而不見」之中顯得輕率，甚至是傲慢。限於篇幅，筆者只得暫止討論於此。我們衷心期待社會的改變，儘速朝向具有批判性思維的方向前進，其中一個驗證指標，就是華人社會所謂的一流大學中，有沒有神學院？日後如果能有一些，這些神學院的學者與研究是否能對華人的學術界（包括人文、社會、自然等學科）與華人社會產生巨大的啟蒙影響？筆者身為法律人，對此發展翹首以盼。
＊作者為法學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