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抗戰時最效忠蔣中正的省份，比如見證滇緬反攻的雲南省，如果不算滯留在異域的孤軍，1956年的來台人數僅5716人。大後方四川省的來台人數為3萬6369人，人數較多的湖南省也只有5萬4154人。這些省份因為多數在內陸，導致當地群眾即便有大量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也比較難逃來台灣。從省籍的角度來看，「通敵者」在第一代外省人中的比例相當之高。
對「漢奸」的檢舉
當然不會所有來台灣的福建人、浙江人、江蘇人、廣東人與山東人通通都是「漢奸」。包括「通敵者」的後代在內，來台灣的福建人、浙江人、江蘇人、廣東人與山東人很有可能只是一般老百姓。另外逃往大後方，投身軍旅參加對日抗戰的福建人、浙江人、江蘇人、廣東人以及山東人也所在多有。只是經歷了抗戰與內戰的消耗後，他們當中真正能活著來到台灣的還是相對有限。
抗戰期間的滿洲國軍、華北綏靖軍與和平建國軍主要任務是維持日本佔領區的安全，很少被派往前方參戰，這自然讓他們的生存機率從一開始就比投入對日作戰的國軍還要高。至於那些負責管理地方事務的基層文官與仕紳，還有執行諜報工作的特務，都沒有上戰場的問題，被黨國體系吸收，然後跟到台灣來的機率自然是大上不少。
尤其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根據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制憲國民大會。由於共產黨與親共的中國民主同盟不承認制憲國大，因此許多來自淪陷區的地方精英都因為他們的反共立場成為國大代表。比如1946年4月被提名為瀋陽市職業代表的楊大光，抗戰初期就擔任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內政總長王揖唐的秘書，後來又擔任北京市專員直到日本投降為止。
「反共鐵人」谷正綱的弟弟谷正鼎，不只同樣是擔任過監察委員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還與楊大光一樣被提名為制憲國大代表。或許因為谷正鼎不願意讓一個「漢奸」跟自己一起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於是他就直接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舉報了楊大光，指出國民政府有將其「懲處」的必要。然而楊大光不只沒有被「嚴懲」，還全程參與了《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工作。
顯見就算是谷正鼎這樣的黨國大老親自出面，都沒有辦法將「通敵者」從國民政府中清除出去，而且國大代表裡面就算除掉了一個楊大光，還有千千萬萬個楊大光。要等到李登輝上台後，於1990年宣布國會全面改選，這些有過「通敵」紀錄的「萬年國大」、「萬年立委」與「萬年監委」才退出歷史舞台。打倒這些外省「漢奸」的不是別人，正是本省「皇民」李登輝。
《懲治漢奸條例》的廢除
值得注意的是，楊大光雖然沒有被谷正鼎打倒，卻也沒有跟著來到台灣成為「老賊」。原因可能是台灣對生在華北，長於東北的楊大光而言是一塊毫無發展的彈丸之地，又有太多如谷正鼎般的忠黨愛國人士等著檢舉他，不如靠自己佛教居士的身份追隨共產黨搞宗教統戰還比較有前途。被冊封為「愛國學者」與「佛學居士」的他獲得中共保護，於文革爆發的1966年以71歲高齡仙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