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突然被政府要求「下鄉」，被迫待在農村好幾年不能回家，你會怎麼做？1968年至1980年間，一場規模宏大，由毛澤東號召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國共計1700多萬城鎮裡的「知識青年」被送至農村，一代知識分子命運驟變，成為「失落的一代」。22歲就負笈香港的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潘鳴嘯，偶然認識年紀相仿的中國知青，對知青第一手觀察的寶貴經歷，成為他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契機。
潘鳴嘯現為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長期研究中五月學運國「上山下鄉」運動，更著有中國「知青學」集大成的專著《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深刻剖析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個人影響。因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來台的潘鳴嘯接受風傳媒專訪時，以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娓娓道出他對上山下鄉運動，以及對中國政府的觀察。
不接受毛個人崇拜 潘鳴嘯學運後反思：我們要改革
潘鳴嘯在法國曾經參與轟轟烈烈的1968年學運，當時他就讀法國南泰爾大學（Nanterre University，即1968之後改制的巴黎第十大學，當時還是巴黎大學的西郊分校），抱持左派思想，但不是個毛派。既希望公平，卻不傾向中共。「我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可是我不能接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潘鳴嘯指出，法國《國際歌》（L'Internationale）裡提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潘鳴嘯說，若聽中共的《東方紅》，就會覺得毛澤東自以為是個救世主。
潘鳴嘯曾當過6個月的托洛斯基派，「批評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希望達成共產主義的社會，可是我很快就放棄了。」潘鳴嘯解釋，因為他有著學者性格，說話較為批判，加上托洛斯基派內部也有很多派別，相互鬥爭，讓潘鳴嘯有些反感。學運過後，他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慢慢就覺得，我們要比較理性，革命不會有好處，我們要改革。」
蘇聯侵略、文革、《古拉格群島》 改變潘鳴嘯想法
此時，有三個事件衝擊潘鳴嘯的左派思想：1968年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中國文化大革命、蘇聯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1973年出版，描寫蘇聯集中營的《古拉格群島》。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總書記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提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進行政治改革，引來蘇聯陣營50萬大軍，於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事件讓潘鳴嘯認清：「蘇聯不是無產階級，他們是侵略者」。
1971年，潘鳴嘯剛到香港，就聽到時任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林彪墜機身亡的消息，這讓他覺得：「文化大革命可能不是這麼簡單，不是那麼烏托邦，毛澤東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1973年，潘鳴嘯閱讀了索忍尼辛採訪蘇聯集中營寫成的《古拉格群島》法文版，對蘇聯的殘酷有深刻的認識。他說：「那時候很多人對蘇聯幻滅，從『紅』的共產主義，轉為『粉紅』的民主社會主義。」同時，潘鳴嘯在香港半工半讀，認識許多受不了上山下鄉運動，從中國偷渡的知識青年（簡稱：知青）。
「與其談烏托邦，不如保護做人尊嚴」
香港成為潘鳴嘯與知青們交流的地點，潘鳴嘯對他們上山下鄉的所見所聞饒富興味，於是跟兩個朋友採訪這些逃港知青的經歷，1978年以法文出版《20歲在中國》（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成為當時紀錄知青經歷的重要著作。
這些與潘鳴嘯年紀相仿的中國年輕人，於1978、1979年發起民主牆運動，藉大字報批評政府，史稱「北京之春」。儘管帶頭貼大字報，鼓吹「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被捕，但也讓潘鳴嘯發現：「原來這一代中國人跟我們法國學運世代也有相似的過程，後來他們還是想到，有民主，有法治，就不會發生像文革那樣殘酷的事情了。」
潘鳴嘯這時意識到，法國的啟蒙運動、尊重人權是很重要的價值。「與其談共產主義烏托邦，不如先保護做人的尊嚴，先保護人身安全，沒有安全，你還談什麼無階級的社會？」
於是潘鳴嘯毅然決然，放棄原本研究中國「新儒學」的題目，改為研究中共發起的「上山下鄉」運動，他與友人採訪知青的《20歲在中國》，更打動法國教授，不僅願意收他為徒，還給他一份研究職位。
上山下鄉史無前例 與現代化背道而馳
「上山下鄉運動在中外史無前例，從來沒有政府要求城市裡的青年前往農村，一去理論上就是一輩子，當社會主義的新農民。」潘鳴嘯指出，他研究上山下鄉的初衷，並不是要批評中國，而是想釐清這段歷史，他認為這是值得研究的題目。潘鳴嘯解釋，上山下鄉運動在人類史上很罕見，而且與現代化的趨勢背道而馳，因為現代化的規律是，農民移動到城市。
潘鳴嘯進一步探究上山下鄉運動的理論基礎，他認為這是列寧、史達林主義所謂「新人」的展現，認為可以「創造新人。創造沒有私心、聽黨的話，為國為民，奉獻一生的青年。」然而這場大型社會實驗的結果，卻以完全失敗收場。
澄清學界概念 動機非「解決城市就業壓力」
過去關於中國政府推行「上山下鄉」的動機，學界常以美國學者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的論點為主，認為「解決城市就業壓力」是中國政府發動上山下鄉的主因。
潘鳴嘯詳細考證官方、民間資料，訪談知青之後，提出新的論述，於2004年出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法文版，繁體中文、簡體中文版分別於2009年、2010年出版）認為運動的主要動機並非「解決城市就業壓力」，有其複雜的背景。
潘鳴嘯發現，城市青年下放至農村時，也有另一批農民到城市找工作，雙方都至少有800萬人，進行「城鄉勞動力」的大交流，因此這個政策的實施結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經濟理由」。因此潘鳴嘯分別以意識形態動機、政治動機、經濟動機，解釋政府推動上山下鄉的原因。他認為，毛澤東為了緩解文革期間紅衛兵暴動的現象，期望加強「魅力領袖式」威權。知青上山下鄉，也符合毛澤東看輕知識分子，希望他們到農村「再教育」，以鞏固中共以農民起家的意識形態，進而培養革命接班人。
知青想回城 衍生貪污腐敗
這些在城市受教育，卻被政府要求「下鄉」的知青，成了這場運動的直接受害者，即潘鳴嘯筆下的「失落的一代」。因為政府以苛扣知青家長薪資、幹部住知青家作為手段，讓知青被迫簽下「自願書」。知青到了農村之後，發現農民勞動力過剩，加上農民並不像政府宣傳地那麼高尚，仍以自己的生活為優先，失望之餘，也興起「回城」的念頭。
潘鳴嘯說，現在很多人聲稱「毛澤東的社會沒有貪污腐敗」，他反而發現，那時期的貪污腐敗特別多。知青為了回城，無所不用其極，像是女知青對幹部獻身，幹部卻不應諾，加上醫師假造知青病退的證明，讓知青有機會回城，出現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
共產黨內部評價：「我們花了70億（人民幣），買了4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知青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連幹部和國家也不滿意。」潘鳴嘯指出，雖然中共並未宣告運動正式結束，但在1980年就放棄了這項政策，以完全失敗收場。
希望從歷史學到教訓 「不可以改變人心」
潘鳴嘯認為，自己花費多年時間，研究上山下鄉，主要希望民眾從歷史「學到教訓」。他指出，共產黨已經了解到「不可以製造『新人』、不可以改變人心，人會慢慢演變，可是你不能一下子就創造沒有私心，不會保護自身利益的人們。」
潘鳴嘯也希望認識上山下鄉歷史的民眾了解，在特殊的體制之下，一個領袖能強加自己的想法。「即使整個社會的人都不要，還是要接受，沒辦法。」他認為，若當時的政府能夠調整政策，提供農民固定工資，培養本地農民開墾、受教育，反而更有機會促進地方發展。
共產黨目標：不要失去政權
潘鳴嘯分析，近年來共產黨確實從此學到教訓，認知到尊重社會的基本利益。中國經濟模式也隨著改革開放，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然而問題是，「經濟開放了，政治方面要怎麼適應？」於是1980年代，共產黨就有政治游移、搖擺的問題，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就曾提出「黨政分離」的構想，但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就不再談政治改革了。
「共產黨是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不要失去政權。」潘鳴嘯觀察，中共體會到，一旦繼續施行政治改革，可能失去對政權的控制，所以在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留給社會比較大的空間。
「習近平不會當另一個毛澤東」
中國人大今年3月修憲，取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任期限制，意在為習近平延續執政鋪路，外界研判，習近平可能要向毛澤東看齊。但潘鳴嘯認為「習近平不會當另一個毛澤東」。他分析，毛澤東有絕對的合法性，可以讓青年鬧革命、聽他的話。潘鳴嘯指出，習近平比較可能會效法史達林、劉少奇，制度化地控制共產黨政權，不會再發起群眾運動。
潘鳴嘯也坦言，不知道中國政局會如何發展。他認為，中國若邁向極權，一開始可能很成功，大家都聽領導的話。但就歷史的規律來看，總有一天會有問題。「不可能有一個人一輩子不犯錯誤，而且你愈有權，就愈脫離實際，這是沒有辦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