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賴清德回自己母校成功大學演講，談的是青年的未來挑戰，但現場調查學生未來想做什麼？竟有41%選擇要當「躺平族」，高於選擇專業職業的35%、創業的24%。這個結果讓賴清德嚇一跳。
成功大學畢業生，多年來一直是台灣企業界最想聘用的員工，許多受訪的企業都認為成大人工作表現上超乎預期的好，因而提升了業者對成大的評價。如果連企業最愛的成大學生都想躺平，那麼整體台灣年輕人對自己生涯與事業的態度一定會讓副總統吃更大的驚。
當然，上述電子問卷並不是個嚴謹民調，對象只是現場約兩百個聽眾，也有可能聽眾們刻意選擇「躺平族，阿姨我不想努力」這個看起來較另類、俏皮的答案。不過，「躺平成為一個人生選項」的確已進入許多年輕人心中，在台灣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甚至新冠肺炎這揚百年大疫也正在改變許多年輕人對工作、職業的態度與人生優先順序的取捨，讓躺平思想更流行。
拿著一手好牌卻就地躺平
「躺平」一詞是從中國進口的舶來品，這個詞彙開始被用來指涉一種年輕人低慾望生活形態是在2021年。當年3月新華社旗下的微信公眾號「半月談」刊登一篇〈聚焦城市「蹲族」：明明拿著一手「好牌」，為何選擇就地躺平〉，裡頭出現了「躺平」這個字眼。什麼是「蹲族」？據這篇文章的定義：「不同於『啃老族』、『蟄居族』，城市『蹲族』特指擁有一手『好牌』、被人寄予厚望，卻『放棄』自我、甘當社會『隱形人』的年輕人，他們往往以『現實低慾望、網上多衝浪』的方式閒散度日。」
約一個月後，「百度貼吧」一則貼文讓「躺平」這個詞彙在網路上引熱烈討論──4月17日署名「好心的旅行家」發表的〈躺平即是正義〉。貼文說自己兩年多沒工作了，「都在玩 沒覺得哪裡不對」。他說自己一天只吃兩頓飯、一個月花費控制在兩百人民幣，一年工作兩個月，領有演員證的他可以去橫店拍片場當臨時演員扮屍體躺平在地上。「既然這片土地從沒真實存在高舉人主體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
這些貼文不僅引起網友熱烈回應，也引來官方媒體對「躺平主義」的批判，甚至驚動領導人習近平出面。就在當年八月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上，習近平稱：「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避免『內捲』、『躺平』。」
年輕人拒絕蛻變為美麗的天鵝？
「內捲」一詞在中國大眾文化語境中已迥異於原本社會學的定義，這裡指的是在一種競逐而下的狀況中，個體藉由自我剝削在競爭中求生存。但投入這場不知伊於胡底的競爭，只會覺得愈見疲憊卻沒有提升突破、沒有成就感，就像不斷推著石頭上山而石頭又不斷地滑下。「躺平」則是對「內捲」的抗議與揚棄，這群「現實低慾望、網上多衝浪」的人拒絕加入那場自我剝削的遊戲。
習近平從暢通社會階層流動來回應「躺平」，不能說不對。這就像當賴清德聽到學弟妹們都想躺平時，做為執政者該反省台灣的房價政策、青年就業與薪資問題、還有青年是否擔付了過多社會成本（兩岸都面臨高齡、少子化危機，社會安全福利支出多落在年輕人肩頭）──歸根究柢，是什麼原因讓這群應該對探索世界興緻盎然、對挑戰未來充滿鬥志的年輕人，會拒絕──用賴清德的話說──蛻變為一隻美麗天鵝？
《紐約時報》在當年七月找到〈躺平即是正義〉的作者本尊、31歲的駱華忠。被問到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對「躺平」產生共鳴？他說：「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尊卑社會體系。共鳴的話是因為這幾年出現了很多的成功學的激勵家，（年輕人）看破了他們偽善的嘴臉。人活著應該是可上可下的一種生活方式，現在變成一種全民打雞血（亢奮瘋狂）的，這不太妥當。」
駱華忠自稱信服老子的思想。「我可以慢節奏地生活，可以自由地表達我的想法，這些就夠了。我覺得不用弄那麼麻煩，我不認可那種紙醉金迷的那些這些的東西。」
「躺平」被批評為一種消極、退縮與不負責任的生活態度，是要被「矯正」的思維，就如同之前台灣年輕人被批評只追求小確幸、失去了大志向。在賴清德演說後，甚至有評論上綱推論到「躺平的人不會願意上戰場，若兩岸開戰，這個仗可以不用打了。」
疫情改變了新世代的世界觀
從維護現在「體制」（system）的立場，透過改善社會流動、社會分配的方式，有助於讓躺平的年輕人站起來，重新投入這個改善過的體制。這也是有企圖心的政治人物會致力的目標。
不過，躺平也可能是完全拒絕體制、尋求新的生活實踐方式。尤其是長達兩年還未止歇的新冠疫情，一方面阻斷了許多人的旅行，讓他們更習於內縮、小確幸；另一方面疫情改變了工作形態與方式，不只在家工作（WFH）成了新常態。疫情也讓人們從習以為常的生活軌道中跳出，重新省思生命中各種組成的優先順序。這也是躺平思想在疫情高峰時開始流行的背景因素。即使疫情有一天宣告結束，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安排無法回復到疫情前狀態。
賴清德懂得「躺平族，阿姨我不想努力」這樣的梗，習近平知道「內捲」、「躺平」是重要議題，代表他們還沒有離年輕人太遠。不過，用駱華忠的話，現存社會是個「等級森嚴的尊卑社會體系」，在疫情中成年的新世代所拒絕了它的價值觀與遊戲規則。疫情改變了世界、改變了年輕人的世界觀，他們回不去舊體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