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一個參與1968年學運的法國19歲年輕人，學潮結束後開始學習中文，甚至遠渡重洋，來到香港，只為了解中國。50年後，當年的年輕人已成為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翹楚：法國漢學家潘鳴嘯。潘鳴嘯4月來到台灣，不僅接受風傳媒專訪，暢談他半世紀來接觸中國文化的學思經歷、對中國深刻的觀察，也參加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思沙龍」，講述親身參與1968年學運的所見所聞。
潘鳴嘯（Michel Bonnin）現為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他所著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更被譽為中國「知青學」集大成的專著。講著一口流利北京話的潘鳴嘯，受訪時卻毫無架子，親切、幽默地講解有關中國的種種故事，學者風範展露無遺。
「我們那一代人有點瘋狂」 潘鳴嘯原想棄學去印度
出生於1949年的潘鳴嘯，身為戰後嬰兒潮的一員，早在中學時期就對東方文化很有興趣。潘鳴嘯原想在16歲時就放棄高中學業，跟一位同學去印度。「我母親知道了以後，哭了一整個晚上，令我動搖。而且第二天早上，我父親說：『你的護照，我已經藏起來了，你不可以去。』」讓潘鳴嘯打消前往印度的念頭。潘鳴嘯回想年少時期的決定，慶幸：「還好我16歲沒有去，我們那一代人有點瘋狂，野心很大。」
潘鳴嘯1966年進入法國巴黎南泰爾大學（Nanterre University，即1968之後改制的巴黎第十大學，當時是巴黎大學的西郊分校），就讀哲學系，接觸法文版的《道德經》，他對於馬克思主義也很有興趣，對中國感到好奇，但不支持毛澤東。1968年學運過後，潘鳴嘯開始在學校學習中文，更於1971年負笈前往香港，試圖了解中國文化，這個勇敢的決定，改變他的一生。
當時留學生想認識中國，明明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為什麼潘鳴嘯選擇去香港，沒有考慮來台灣？潘鳴嘯解釋，由於中國那時在鬧文革，不讓外國留學生進入，但他那時又急著想學中文，「因為在巴黎學不好中文」，於是三個留學地點納入他的考慮：台灣、新加坡、香港。
不願來台灣 潘鳴嘯讚香港「理解中國最好的地方」
「我不要去台灣。」潘鳴嘯不好意思地說，他的目的地還是在北京，對共產黨的歷史有興趣。兩岸相互敵對的年代，立場左派的潘鳴嘯深怕留學台灣，就再也進不去中國。「一方面我也對蔣介石政府有意見。太右派，而且不民主。既然不民主，還不如到共產黨那邊。」
潘鳴嘯差點去了新加坡，因為時任新加坡時任總理李光耀，支持外國學生到新加坡學中文，但潘鳴嘯幾經思量，還是選擇去香港，「因為新加坡離中國太遠。」再加上潘鳴嘯有位11歲就到法國的香港朋友，願意讓潘鳴嘯先住在他的祖父母家，讓他決定選擇與中國最接近的香港。為了籌措旅費，完成去香港的夢想，潘鳴嘯先在法國當了幾個月的掃地工人，買了最便宜的機票飛到香港，那時他只買了效期6個月的來回票，結果在香港一待就待了6年。「我很喜歡這座城市，而且很快就覺得，香港是理解中國最好的地方。」
潘鳴嘯1971年初次與香港見面，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在中國鬧文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期，香港成為知青逃離中國的重要據點。潘鳴嘯在此半工半讀，得以接觸逃離中國的知青、香港人，也讓他得到了響亮的中文名字：「潘鳴嘯」。
中秋划船、賞月 港人取名「潘鳴嘯」
潘鳴嘯回想自己到香港的經過：「我一到香港，就有朋友邀我去中秋節聚餐、划船、賞月。」在盛會之中，熟稔廣東話的香港朋友順便幫他取了中文名字。法文的姓是Bonnin，音近廣東話的「潘」，Michel也順理成章，成為「鳴嘯」。
潘鳴嘯原本認為，這名稱太響亮，有些彆扭，但潘鳴嘯也說：「我當晚第一次跟中國女孩划船，覺得這一夜很浪漫」，加上「幾乎沒有別人跟我有同樣的名字。」潘鳴嘯笑說，自己有個朋友叫「白夏」（Jean-Philippe Béja），也是法國漢學家，「你如果去Google，會發現有幾百個白夏，而且大部分是女性。你打潘鳴嘯，基本上是我。」
接觸知青 留學生驚呼「待香港一晚比在中國學一年還多」
雖然中國1973年就重新開放國外留學生，但潘鳴嘯不後悔先到香港學中文的決定，因為1970年代，他在香港接觸許多從中國逃出來的知青。潘鳴嘯到中國念書的朋友，到香港與他見面，他一一介紹從中國偷渡出來的知青給他們認識，雙方相談甚歡，徹夜討論彼此的經歷。讓這些去中國的留學生驚呼：「在香港待一個晚上，我們學得關於中國的事務，比我們一年在北京學得還多。」
這些留學生留學時，文革尚未結束，潘鳴嘯分析這些中國留學生沒辦法認識中國的原因：「那時中國的氣氛高壓，他們在大學裡面是沒有辦法跟中國人溝通的，一出門就有幾百人瞪著你，跟動物一樣。」
為逃港知青記錄經歷 潘鳴嘯踏入知青研究
有了逃港知青的人脈，潘鳴嘯於是向法國《世界報》（Le Monde）駐香港記者聯繫，「他說這些人很有意思，建議我們採訪他們。」這些中國知青跟他年齡相仿，潘鳴嘯也對他們上山下鄉的所見所聞饒富興味，於是跟兩個朋友採訪這些逃港知青的經歷，於1978年以法文出版《20歲在中國》（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成為當時紀錄知青經歷的重要著作。
潘鳴嘯毅然決然放棄原本研究中國當代儒學的想法，跟指導教授報告：「我不要學新儒家，我要學上山下鄉運動。」教授說：「哎呀，我沒法幫忙，你去找另外一個老師。」沒想到那位教授看到潘鳴嘯採訪而成的《20歲在中國》，相當賞識他，當晚就致電潘鳴嘯：「我不但接受你當我的博士生，若你感興趣的話，我也給你一份研究職位。」
潘鳴嘯當時已經在香港考上法國中學的中文老師，但不想一輩子只當個中學老師。突如其來的工作機會，讓潘鳴嘯喜出望外，仍跟老師說：「我考慮一下，明天跟你說。」第二天早上，潘鳴嘯再一口答應：「好好好，我去！」潘鳴嘯自承運氣好，不僅順利就讀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也得以研究自己關注的「上山下鄉運動」。
法國哲學家、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是潘鳴嘯崇拜的對象，沙特曾說：「我的最高情趣就是了解人。」潘鳴嘯因此認為：「想要了解人，你不搞歷史就不行，因為人類有歷史過程，一個人不是從天降下來的。」
上山下鄉運動
「上山下鄉運動」是中國政府受蘇聯啟發，實行的大規模政策。中國政府早在1955年就進行類似運動，遣送自願的青年進入農村。但在1968年，為了解決文化大革命引發的紅衛兵暴動，毛澤東號召大量城市知識青年（簡稱「知青」）進入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運動高峰的1968年至1980年，約有1700多萬名知青下鄉。許多知青被迫下鄉，亟欲回城，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讓中國政府不得不於1980年放棄這項政策。
潘鳴嘯早在1970年代就關注上山下鄉問題，將他們評為「失落的一代」，並出版《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認為中國政府推行上山下鄉運動，並不只是學界以往認為的「解決城市就業問題」那麼簡單，還包含了毛澤東改造青年思想，加強「魅力領袖式」威權的政治，與意識型態動機。
「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卻連一封國外明信片都收不到」
秉持了解人的精神，潘鳴嘯在中國當代史研究扮演要角，也數度造訪中國。1974年底，潘鳴嘯首度踏入中國，參加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專為外國外交官、記者、學者舉辦的旅遊團，深感中國社會當時的壓抑氣氛。
會說中文的潘鳴嘯，比其他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士，更能感受當時中國社會的氛圍。途中，潘鳴嘯在桂林認識一位中國畫家，跟他說：「我很喜歡法國油畫，不知道能不能請您從法國寄明信片過來？」
潘鳴嘯很樂意，但是也反問那位畫家，他若寄出明信片，會不會被政府擋下來？畫家於是說：「你說的對。政府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卻連一封國外的明信片都收不到。」潘鳴嘯約好，跟這位畫家隔天的同時、同地再相會，但畫家第二天卻沒有到場，讓潘鳴嘯不禁擔心畫家的人身安危。
潘鳴嘯創期刊《神州展望》 力主留港、度過97大限
1989年，潘鳴嘯分析「上山下鄉」的文章，發表在知青作家韓少功主編的《海南紀實》雜誌，啟發中國知青對於自身經歷的探究。2004年，潘鳴嘯出版法文版專書《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並於2009年、2010年分別出版繁體中文版與簡體中文版，詳細論證上山下鄉運動的意識形態動機、政治動機與社會經濟動機，被譽為「知青學集大成」專著。
潘鳴嘯的學術貢獻不僅止於上山下鄉研究，他也藉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之便，於1991年在香港創立由法國外交部文化司資助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並曾擔任學術期刊《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的總編輯，共有法文版、英文版，建立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交流平台。
1990年代，潘鳴嘯長住香港，見證香港面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的不確定感。《神州展望》研究當代中國，難免與中共的觀點不同。1996年編輯團隊開會，許多漢學家都感到悲觀，覺得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在香港回歸中國後，不可能留在香港。但潘鳴嘯成功說服同事：「我們應該試著留在香港，不僅有可能成功，也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支持香港人，讓他們有機會保留國際城市的形式。」果然，潘鳴嘯領導的《神州展望》安然度過97大限，至今仍持續出刊。
潘鳴嘯憂中國「民眾沒有歷史教訓，很容易被利用」
研究知青成果豐碩的潘鳴嘯，目前把研究焦點轉向文革一代人的民間記憶。舉凡民間活動、刊物、書籍，都是他的研究題材。此外，潘鳴嘯也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開設「文化大革命」專題課程，親身與中國學生接觸，讓他對中國集體對歷史失憶的現象有感而發。
「中國的問題就是完全沒有記憶。」潘鳴嘯說，他的課堂上，大部分學生是中國人，有學生在學期最後一刻來找他，說：「謝謝老師，你給我們講了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改變了我們的思想。」潘鳴嘯認為，若一個國家沒有歷史記憶，僅憑領導階層就可控制記憶，讓民眾失憶，會讓國家更加危險。「民眾沒有歷史的教訓，很容易被利用。」
曾對香港特首普選樂觀 潘鳴嘯嘆優秀青年外流
談到熱愛的香港，潘鳴嘯難掩擔憂，稱：「香港的問題令我感到悲哀」。1997年後，潘鳴嘯覺得那時香港仍有希望，有機會維持一國兩制。2007年，香港要推2017年香港特首全面普選，他也樂觀其成，沒想到中共2014年的政改方案，卻要特首候選人先過「提名委員會」的關卡，先選擇2、3個人，才讓香港人普選，激起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的呼聲，同年9月至12月更爆發雨傘運動。
「我覺得這對香港人來說是一種侮辱。」潘鳴嘯說，北京的態度沒有變化，雨傘運動就沒有希望。「可是這不是希望、不希望的問題，你要表示你存在，你不得不表示不滿。」他認為，雖然不一定會有希望，至少要表達不同的意見。
潘鳴嘯憂心，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忽視香港的自由願望，或至少自治的願望，「結果會有很多人離開香港，特別是那些最優秀的青年，因為對未來沒有希望。」他說：「我希望不會如此，可是我發現這個現象已經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