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服務開始朝專業化方向發展，吸收了一批高學歷且關懷社會的社會工作人士，以爭取更公義的社會為服務目標。但是這種趨勢在九十年代逐漸消減，政府開始推行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終止按需要撥款的政策，轉為向受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推行整筆過撥款，加強競爭和和控制成本。從2000年到2003年，為了節省政府開支，港府提供給社會福利署和NGO組織的資助減少了9%。與此同時，政府在社會福利領域引入公司經理人制度，而擯棄專業社工人士作為機構領導，其結果，就是經理人按照企業模式進行管理，追逐市場利益、減少公司開支成為社會服務機構的主旨。在商業邏輯運作之下，社工為了爭取外間資源，不得不減少時間幫助弱勢社群。
第三，香港政府緊控社會服務開支是否是因為財政赤字而迫不得已做出的選擇？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期，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認為香港必須推行緊縮經濟政策，只有嚴控政府開支及公共投資，才能夠完成資產泡沫爆破後的痛苦調整，重拾香港的競爭力。但事實卻是，香港政府擁有足夠的預算儲備和現金，即便身處金融危機這樣的逆境之中也可以維持正常的福利開支及房屋基建等公共投資。2000年，香港的預算盈餘足以負擔22個月的政府支出；2013年，香港的預算盈餘能夠覆蓋23個月的支出（頁22-23）。在預算儲備總額一直增加，銀行體系穩健的背景之下，政府依舊採取審慎理財的態度嚴格控制公共支出，盲目地守著巨額儲備不用，任由公立醫療質素惡化，貧窮家庭居住環境持續惡劣，學校教育愈發走向市場化和精英主義，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等弱勢社群難以獲得有效的社會服務和發展機會。統計資料顯示，教育經費支出占香港GDP的比重由1997/98財政年的3.5%升到2003/04年的4.6%，隨後又在2009/10年降到3.6% ；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從1997/98年的2.1%升到2003/04年的2.8%，繼而跌落到2009/10年的2.4%；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也遵循相同的模式，從1997/98年的1.6%上升到2003/04年的2.7%，在2009/10年又降到2.5%；住房支出占香港GDP的比重則由1997/98年的1.8%降到2009/10年的1.1%，降幅十分明顯。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儘管香港政府的諸多政策失誤導致新貧階層湧現，但香港貧困社群並未有爆發對於政府的不信任，關於社會福利的抗議運動，也十分鮮見，這和最近幾年香港因為政治議題而激增的街頭社會運動形成鮮明的對比。根據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在月收入低於5,000港幣的低收入人士中，有36%的人對於政府政策表示公平。
對此，顧汝德指出，香港政治生態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種「禮貌政治」（polite politics）。香港社會成熟、自律，民眾務實、溫和，並且當政府推出各種惠民的政策時，就會受到市民的尊重。儘管輿論媒體對政府指責不斷，政府官員也經常爆出醜聞，但整體而言，香港社會傾向於相信政府和官員。香港民眾的這種善意就更加要求政府在社會福利議題上做出正確的決策，將政策的重心集中於貧困社群身上，給予他們平等的社會支援，根據他們的需要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而非通過競爭性市場規定貧困人士可以負擔得起什麼樣的服務。
《繁華底下的貧窮》／
Leo F. Goodstadt,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為學者、專欄作家，著有《門檻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陳小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