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社會裡，因死刑而遭殃的人不會只有被告，還有被告周圍受影響的人、包括他的子女，2021年洪當興案從死刑改判無期徒刑，就是因為法官看到被告還有兩個未成年子女。至於CRPD所涉身心障礙者，其中精神障礙者在審理程序上有無相關拿捏，亦是近年討論熱點。
談起人權公約廢除死刑的終極目標，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指出，目前維持死刑制度的國家極少，其中之一是中國，每年保守估計上千人被判死、內部學者估計黑數達上萬。儘管廢除死刑是世界趨勢，林欣怡也強調，廢死聯盟內部成員的主張向來不只「國際潮流」如此而已，每個人反對死刑都有不同原因，有些人主張國家不能殺人、有些人擔憂冤案、有些人從法律的角度去看人權公約規範，「我們台上四人都可能有不同答案」。
儘管廢死聯盟時常被酸「聖人」團體、google評價是驚人低的1.6星，林欣怡說，廢死聯盟自2003年成立來確實接觸到最多所謂「最大惡極」的人，接觸過的重大刑案個案達135位：「我不曉得這數字對你們來說是多是少，有些人可能覺得台灣到處都壞人，但這135位是在廢死聯盟標準下我們能接觸到的人……因為律師必須做到辯護細緻化，我們不只了解他犯罪當下的樣貌，我們必須理解犯罪為何會發生、他過去人生故事是什麼。」
儘管時常近距離凝視著所謂「惡人」，林欣怡說：「越知道越了解這些，對我來說，死刑是更不該存在的事，他無法解決這些事──犯罪成因大部份是社會需共同承擔的，我們不是說犯罪者沒有責任，但不只是他本人的責任這麼簡單。」
「問問你最在意什麼，死刑可以滿足你的在意嗎？還是，我們有其他方式來滿足這些事？我們過去常聽鄉民說『死刑不能解決問題，但可以解決一個人』，但對我來說，廢死不只是要解決問題……我們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被害者產生，如果不想解決問題、只想解決有問題的人，那問題永遠都存在。」儘管反對廢除死刑者常以被害人為爭點，林欣怡也提醒，如果真的要實現犯罪被害人保護，就必須把要把被害人們視為「主體」、傾聽他們真正需要的，被害人的權益不只在加害者怎麼判刑上。
律師楊貴智分享，他對死刑的早期震撼省思是在高中辯論社，那時他對廢除死刑並不關心、只覺得自己不做壞事就不會被判死刑，但他始終記得當時辯論站在廢除死刑正方的同學，說過那麼一個簡單的提問：「殺人就不對，死刑怎麼會是對的？」
「這邏輯太簡單，但我當時無法理解，我相信各位也暫時無法理解──我們太習慣死刑，殺人者死、打開電視都會演，所以我碰到那同學這樣講，真的很震撼，他的反應太直接、太簡單、太純粹，他好像不是活在台灣一樣……」楊貴智說。
儘管同學的話是那麼震撼，殺人是不對的，這事或許任誰都可以理解，即便是假想自己身在被害人一方的角色，楊貴智也會想：「假設我就是被害人，我真的可以為了我個人情感上的需要來殺人嗎？我到目前都無法找到很好的答案……假設今天我爸媽被殺掉，我一定很痛恨對方，但我會因此合理化把對方殺掉這事嗎？這事對我來說是個困難的問題。」
「雖然廢死這議題難度很高，但他邏輯其實很簡單，只是我們已太習慣死刑，我們會替死刑替殺人找藉口、為了被害人或因為他犯了最重大之罪等等，我們一直替殺人找藉口，我才會覺得這議題很困難。」楊貴智最後如此結語。人權公約的終極目標不是一日可以達成，但此時此刻討論死刑議題或許正如林欣怡所言，終究是為了解決問題，而非解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