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覺得法官重覆有問題嗎？雖然國家賦予審級制度，但不同審級與機會的法官居然可以部份或全部重覆，如果你們是法官，會推翻自己之前的判決嗎？這太難了，這是對人性的考驗。」林慈偉說，法官迴避制度是非常經典審判公平機制，不只人權公約有規範，事實上台灣自身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也早有規範，「人權公約是再提醒我們一次，一定要情節很嚴重才能有判死的空間、一定要程序完整無瑕疵，但如果台灣真的有一天把死刑廢除，ICCPR第6條也不用看了。」
法律媒體《法律白話文運動》創辦人、律師楊貴智分享，兩公約之所以對死刑設限、而非直接要求廢除死刑，就在國際法自身的難處──過往學國際法第一課要討論的就是「國際法到底是不是法律」，這爭論不只在法學界，國際關係、政治學領域亦有諸多質疑挑戰，畢竟事實上很難要求習近平遵守國際法、國際頭人吵起來的時候要守法、不可以隨便射火箭到月球、不可以隨便往海裡倒廢棄物，儘管這些事國際法都有規範，真的很難要求國際強權依法行事。
人權公約就是在國際法困境下誕生的產物，儘管當時時空背景是人類已在兩次世界大戰體會慘痛代價、希望以文明避免武裝衝突也希望保障人權，但如果當時人權公約就明示「廢除死刑」，所有國家直接不要簽署就好了，「那如果大家連簽約批准都不願意做，你怎麼推進人權發展？」也因此，人權公約制定過程是將理念藏在文字裡。
「當人權公約碰到生命權議題，1950年代當時很多國家仍有死刑，如果起草學者要把廢除死刑，直接廢死大家不會來簽的，所以要把『保障生命』這事盡量做到最大化──人權公約從不是允許死刑的存在，他是容忍大家還不夠好，當時各國才處在二戰結束的狀態、談人權好像國小畢業進國中叫他學微積分，所以他要各國先做到的目標是盡量保障生命權，接下來的目標才是廢除死刑。」楊貴智說。
儘管廢除死刑只是保障生命權其中一關，楊貴智說，當公約限縮死刑使用範圍、各國越嚴格越嚴謹使用法律，就越有機會保障生命權。至於公約保障之言論自由、受教育權利、文化權、參與勞動權利，能做多好做多滿可能取決於各國經濟、文化與民情，但公約基本精神就是希望各國在有限資源內把這些保障做好，從0分進步到60分、100分、甚至是超越當代人類想像的120分，保護人類不受侵害。
「如果不想解決問題、只想解決有問題的人，那問題永遠都存在…」
誠如《死刑的盡頭》一書所寫，林慈偉說，儘管死刑一事看來僅與ICCPR高度相關，事實上《兒童權利公約》（CRC）、《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也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死刑討論──CRC規範不可對兒童（18歲以下的人類）判死刑，這在台灣刑法本有規定、不是新東西，但近10年CRC也有新的衍生討論，例如如果今天要判一個人死刑，法官是否能看見他身邊有無未成年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