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時尚風格花了數十年才在日本廣受接納，不過，它最初的源頭可回溯到一個人身上，那就是石津謙介。石津謙介生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是日本西南部岡山市一位富裕紙商的次子。那年正是明治時期的最末年，那是象徵日本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時代。
明治時期始於一八六八年，在這之前的兩百六十五年，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讓日本自絕於外。這個鎖國狀態在一八五四年告終，當時的美國海軍准將佩里（Matthew Perry）率領黑色艦隊前來，要求日本開放國界進行貿易。四年後，德川幕府與西方列強簽署了連串的不平等條約，這些喪權辱國的投降協定導致日本國內陷入混亂。明治天皇即位後，決心讓國家重回正軌的改革派武士繼而在一八六八年掌控政府。
在「明治維新」期間，領導者努力吸納西方科技與生活方式，深信日本唯有更現代化，才能抵禦歐美國家的殖民野心。明治政府在隨後四十年，從經濟、法律、軍事、商業實務、教育體系，以及飲食習慣等面向，徹底改造、提升了日本的生活。在這些作為帶動下，日本不但抵擋了外來的帝國侵略者，自己更在短短數十年後成為帝國強權。
這些劇烈的社會轉型也將目標直指男性衣著。明治時期之前，上層的武士階級會將長髮紮成頂髻，身穿長袍，腰間則會佩插兩把劍，以展現其地位。到了二十世紀前十年，日本領導人在參加官方會議、宴席和節慶舞會時，已經開始改穿三件式西裝和拿破崙式的軍服。來自國外的服裝風格已成為一種可靠的名望來源。
早在西方時尚進入日本之前，日本社會已將衣著視為身分地位的重要象徵。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一六○三至一八六八年掌權的德川幕府鉅細靡遺地管控服裝，嚴格限制某些階級可穿的衣料與款式。比方說，僅占總人口百分之十的貴族和武士才可穿著絲質服裝。不過，並非人人都會恪遵規定。當農民與商賈擁有的財富開始多過在社會階級上高過他們一等的武士，他們便在規定的棉袍上加縫絲邊，刻意炫耀。
明治政府在一八六八年之後制訂出一套政策，讓男性改穿實用的西式服裝，以做為現代化計畫的一部分。一八七○年，明治天皇將頭髮剪成西式短髮，並穿上歐洲風格的軍裝。一年後，斷髮令要求所有前武士剪掉頂髻。此外，軍方也改穿西式制服，海軍軍服款式模仿英國，陸軍款式則仿效法國。再之後十年，公務員、警察、郵差和火車調度員等政府官員無不追隨軍方腳步，改穿起西式服裝。一八八五年，東京帝國大學讓學生穿上黑色的學蘭(学ラン)，或稱詰襟(詰め襟)，也就是方形立領外套搭配長褲，這種造型自此成為典型的日本男學生制服。
不久後，西方文化開始從政府單位往下滲透，進入日本上層社會的生活。鹿鳴館是明治早期的不朽象徵，它是一座法式文藝復興風格的會堂；日本精英階級會盛裝打扮，在鹿鳴館內跳華爾滋，與富有的外國人往來交際。從一八九○年代起，城市的白領階級也開始穿起英式西裝。
石津謙介的童年正值大正時期，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此時也加入精英階級的行列，開始採納西方習俗。大眾對肉類與乳品的消耗量越來越高，激進派系要求擁有更大的民主代表權。石津謙介正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會玩棒球這類外來運動，對漢堡和牛排的喜愛更勝過魚類。石津很早就表現出對西方服裝的興趣。因為實在太想穿上帶有金色鈕釦的黑色學蘭外套，他甚至要求父母讓他轉學到離家較遠的學校。中學時，石津就和他的裁縫師設法在不違反學校服裝規定的前提下，增添制服的花樣變化，像是褲子後口袋上的方形口袋蓋，還有較寬的摺邊。
日本的社會風俗在一九二○年代開始出現急速變化，而惡名昭彰的「モボ—摩登男孩」和「モガ—摩登女孩」正是先鋒部隊。在一九二三年經歷慘重的關東大地震後，許多日本婦女紛紛改穿實用的西式洋裝，以便在災難突發時能快速應變。相形之下，摩登女孩則將西方文化融入造型，穿上絲質洋裝，搭配鮑伯頭短髮。她們的摩登男孩男友則把油亮長髮往後梳，穿上寬大的喇叭褲。每逢週末，摩登男孩與女孩群聚在東京繁華的銀座區，在燈火通明的鋪磚街道上漫步。這些年輕人將日本的西方文化從鹿鳴館模式當中解放出來，從上層階級手中奪下時尚的領導權，將它帶往未經權威核准的方向。
一九二二年，在答應父親日後會返鄉接掌家族事業後，石津謙介搬到東京就讀明治大學。由於生活費豐厚，他成了一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行動派」。他日後年老時回想：「我的學生生活精彩無比，從沒無聊過。」他擔任拳擊教練，成立校內第一個摩托車社團，還和朋友經營一家無照計程車行。短短幾個月，石津謙介就成了道地的摩登男孩。
出於骨子裡的摩登男孩精神，石津謙介拒穿務實的學蘭校服，而是去訂做一套三件式的棕綠色粗花呢西裝，價格相當於大學教授的半個月薪水。他會以白棕相間的鞍背鞋搭配這身西裝。石津謙介隨時都穿著這套時髦的西服，就算在東京悶熱的夏季也不例外。
不過，摩登男孩與摩登女孩的活躍期並不長。由於日本政府擔心左翼激進分子崛起，於是在三○年代初改變了原本的自由解放政策。東京都警視廳開始進行掃蕩青少年犯罪的行動，誓言要讓東京各家舞廳關門大吉。執法人員在銀座街頭鎖定造型太過時髦的年輕人，逮捕正在進行任何有「摩登」之嫌活動的人——不論是看電影、喝咖啡，甚至只是在街上吃著烤地瓜。
有驚無險地躲過警察的逮捕行動後，石津謙介在一九三二年三月返回岡山老家，迎娶年輕的新娘昌子。當家人大多都還穿著日式傳統禮服時，石津謙介卻抗拒不了能一展服裝才華的大好機會——他在大喜之日穿上高領晨禮服，搭配訂製的領巾。小倆口婚後回到東京度蜜月，一整週都在舞廳和電影院流連，享受摩登男孩與摩登女孩生活的最後片刻。在稚嫩的二十一歲與二十歲年紀，石津謙介與太太在故鄉安頓下來，接手經營已有數十年歷史的紙行。
生活侷限在岡山的石津謙介，想盡辦法想逃離「無聊得要命」的紙張批發世界。他在夜裡光顧藝伎院，週末上滑翔機課程，平時則蒐集各式訂製西裝，夢想能靠做衣服謀生。
若非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突然轉向軍事獨裁，他恐怕會繼續過著這種頹廢生活。在一九三一年侵略滿洲，右翼勢力壓制政黨之後，軍事領導的政府開始鎮壓各種異議與異端。狂熱的右翼「愛國」團體暗殺民主派政治人物，企圖發動政變。中國境內的戰爭很快就影響到日本本土，政府開始加強控管工業以掌握物資分配，這也使得石津謙介的公司業務開始限縮。
所幸日本在亞洲其他區域的殖民地情況比較穩定。日本帝國在三○年代初控制了台灣、韓國、滿洲，以及中國東部的部分區域。一九三九年中，石津謙介的家鄉老友大川照雄收到兄長寄自中國的信，要他們前往天津這個港口城，幫忙管理家族在當地經營的百貨公司大川洋行。由於自家紙行沒有業務可做，石津謙介的父親便叫他去嘗試新領域。石津謙介對於能離開家裡欣喜若狂：「那年代的年輕男性頗為自由。我特別需要生活中能有新鮮刺激，也越來越渴望前往無拘無束的天津。」此外，對他而言，離開老家還有更急迫的動機：他聽說自己最喜愛的藝伎懷孕了。雖然傳言最後證明並非事實，但石津謙介可不想留在岡山等待真相。一九三九年八月，石津謙介和家人登船，遷居天津。
位於東海畔的天津以其濃烈的國際色彩聞名，英國、法國、義大利的自治租界融合了各國獨特風格的建築。此地除了中國人和五萬名日本人，還有不同的歐洲族群駐居，從英國鄉村俱樂部精英，到蓬頭垢面的白俄流亡者都有。
二十八歲的石津謙介在中國開始新生活，擔任大川洋行的業務總監。他是天生的業務員，也樂於為洋行規劃新的促銷活動。不久後，他便負責接手店內服飾的設計及生產。一九四一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阻礙了商品從日本運至天津的配送路線，石津謙介於是從岡山請來自己的裁縫師，開始在中國製作西服。
＊作者大衛・馬克思（ W. David Marx），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碩士，慶應大學經貿研究生，現居日本東京。曾任東京及紐約街頭文化雜誌《Tokion》編輯，長期就日本時尚、音樂和文化等議題撰寫評論文章。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洋風和魂:日本如何在戰後歷史與文化交流中保存了美國時尚風格》（八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