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錯了嗎？如今台灣人耳熟能詳的〈山頂的黑狗兄〉、〈燒肉粽〉、〈望春風〉、〈媽媽請你也保重〉等曲，過去其實是禁忌，〈燒肉粽〉一曲遭控「描述民生疾苦，暗示政府無能」，〈媽媽請你也保重〉雖有「不過我是很打拚」歌詞，仍遭判定「懷憂喪志」，一禁30年，而國家人權博物館近日開展之「噤聲的日常」特展，便忠實還原台灣人連唱歌都不自由、甚至因而喪命的過去。
為匪宣傳、詞意頹喪、曲調狂盪、幽怨哀傷…禁歌理由12條 首首皆中槍
禁止人民自由唱歌，並不是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才發生的。國家人權博物館表示，最早禁歌可追溯至日治時期1934年〈街頭的流浪〉一曲，歌詞描述失業男子的處境與心聲，唱著「頭家無趁錢，轉來食家己」，描寫社會負面問題，因此遭日本殖民政府查禁。這個被禁原因，與之後國民政府禁〈燒肉粽〉相仿。
箝制自古皆有，只是戒嚴時變本加厲。國民黨政府來台後，首波禁歌為「親日」或日本戰時翻唱歌曲，例如文夏〈媽媽我也真勇健〉一曲，隨後又在戒嚴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出版法施行細則》、《廣播電視法》等數不禁的審查法令，也同時推行國語運動，打壓方言歌曲。
而據歷史網站《故事》刊載徐睿楷〈完整回顧，臺灣禁歌史〉一文，1973年《出版法》頒佈，即列出12條查禁歌曲的「標準」：
違反國策、為匪宣傳、抄襲匪曲、詞意頹喪、內容荒誕、意境晦淫、曲調狂盪、狠暴仇鬥、時代反應錯誤、文詞粗鄙、幽怨哀傷、文理不通而意識欠明朗……
政府為有效控制思想，台灣人連在自家客廳聽歌都不自由。在「噤聲的日常」特展前段，便設置一互動裝置讓民眾聆聽戒嚴時期各類禁歌，當〈山頂的黑狗兄〉輕快歌聲流洩而出，現場同時也會警鈴大作、警告你的思想已經踩線；此外，每一首歌的播放鈕旁，都放上該曲被禁理由。
「非常時期居然遊手好閒在山頂唱歌」〈山頂的黑狗兄〉也成一代禁曲
台灣人都不陌生的〈媽媽請你也保重〉一曲，翻唱自1957年日文歌〈俺らは東京へ来たけれど〉，於1958年由國寶歌王文夏填詞翻唱，至今已誕生60年，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這60年裡，這首歌有30年是被禁唱的。
據記者房慧真過去所寫文夏專訪，1960年，警備總部以「思鄉情怯，擾亂軍心，減損士氣，阿兵哥不能想媽媽」將〈媽媽請你也保重〉等歌曲相繼列為禁歌，而據國家人權博物館資料，此曲被禁是因「懷憂喪志」──儘管歌詞述說異鄉遊子思念媽媽下仍堅強打拚的心境，當局說是喪志，就是喪志。
如今台灣人熟悉的台語老歌，多數都曾被迫「停播」，例如誕生於1949年的〈燒肉粽〉（原名〈賣肉粽〉，後由郭金發更名），描述戰後台灣經濟蕭條、人民生活艱辛的心聲，遭行政院新聞局列為禁歌，理由是為「描述民生疾苦，暗示政府無能，幽怨哀傷，有失正常」。
1967年發行的〈苦酒滿杯〉，也曾遭控「意象晦暗」、歌詞消極足以影響民心士氣而禁播，後來唱片公司把曲名〈酒與人生〉，才被恩准繼續傳唱。而到國家檔案資訊網檢索，關於〈苦酒滿杯〉的政府檔案就有8件以上，當局為了一首歌不斷開會檢討，禁唱以後還要確認有沒有人還在唱，只因此曲「內容哀頹，影響民心士氣，應予免播」。
太悲傷的不能唱，太high的也不行。例如〈山頂的黑狗兄〉一曲，遭批「非常時期居然遊手好閒在山頂唱歌」，禁；歐陽菲菲〈熱情的沙漠〉，雖然被禁原因不明，但各界推測是「啊──」的歌聲被當局認為淫靡而影響青少年，禁。
被禁的不只是台語歌。例如名曲〈何日君再來〉，首先詞曲作者劉雪庵留滯中國、遭認定「附匪」，再來歌名「何日君再來」也被解讀為「賀日軍再來」，直到1979年都不得製作唱片、公開播送；校園民歌經典〈橄欖樹〉，也因「主題意識不明，內容荒謬怪誕，危害青少年身心」被禁。
綜觀禁歌理由，可能因歌名、歌詞、甚至作詞作詞者身份（例如遭認定「附匪」者）被禁。因歌名被禁的經典，可說是1968年趙莉莉主唱之〈天邊的紅太陽〉一曲，歌名「紅太陽」一詞遭當局指出會聯想到毛澤東，不妥，禁。
獻唱〈望春風〉、〈補破網〉、〈雨夜花〉 被控「以台獨歌煽動群眾」坐牢4年半
「噤聲的日常」特展指出，歌曲查禁手法包括：強迫改寫、禁止公開播放、禁止現場演出、或全面禁止傳唱等，依據情節輕重不同，有取締、扣押、查禁等不同手段，重者可能因此入獄，甚至判死。
因為唱歌而入獄或判死，在台灣歷史上並不是特例。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文宣幹事邱垂貞因為在美麗島事件現場唱了〈望春風〉、〈補破網〉、〈雨夜花〉等曲，遭當局以「以台獨歌煽動群眾」之罪名逮捕，坐牢4年半，之後每逢選舉或黨外大型活動，邱都會背著吉他獻唱本土歌曲。
回到更早的時候。1955年，25歲台北工專學生宋錫偉，遭調查局起底在1945–50年間讀過「左傾」書籍、參加學潮、曾於公司「宣揚匪政，詆毀政府」、又唱過〈農民分田歌〉與〈義勇軍進行曲〉等曲，最終被判死刑。
如今探討白色恐怖易被批為「挑起省籍對立」，但事實上，外省人也躲不過白色恐怖，已知的受難者名單中有4成為外省人，可能因為思想、因為言行、甚至因為唱歌而丟失性命，或根本是受到無辜牽連誣陷；例如1963年，廣東人余珠就因被控在寢室唱〈我是一個兵〉這類「匪歌」遭判交付感化3年。
「霸佔國會變把戲」、「稅金都給他拿去吊點滴」解嚴後的末代禁歌
儘管多數禁歌在1987年解嚴後就被解放，但解嚴後言論審查事件依然時有所聞，並不是前總統蔣經國命令下來了、台灣就自由了。「噤聲的日常」特展舉例，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抓狂歌》專輯中的〈民主阿草〉一曲，就因蘊含政治批判遭禁播，例如「霸佔國會變把戲」、「我們的稅金都給他拿去吊點滴」等歌詞。
所謂「末代禁歌」是1990年趙一豪發行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專輯，新聞局以「歌詞粗俗不雅、有違社會善良風俗」查扣專輯，改名後才可推出。1990年代新聞局停止歌曲發行審查，這歷時40餘年的禁歌之戰才結束。
「政府時時監視、看守人民的生活和行為，民眾雖生活在看似平凡無奇的客廳、書房、辦公室等日常空間中，但其所見聞和一舉一動，都可能不經意，意外僭越了政府嚴密管制、不容冒犯的禁區……」
1989年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為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拒捕自焚，鄭離世的4月7日，每年國家人權博物館皆會籌畫相關活動，2018年則以特展回憶言論自由遭箝制的沉默年代。言論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連唱歌也不自由的日常，便是「噤聲的日常」特展希望台灣人不要忘記的那段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