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與國際政治
「身份」的三項內涵各自與國際政治是什麼關係？
在當今之世，影響國際政治最深的「身份政治」是「族群／國家」，如「民族主義」。「階級」的「身份政治」曾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面貌出現，其鼓吹「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打倒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全世界猖獗幾十年，現在已衰微，從國際舞臺消失，或變身為「第三世界VS第一第二世界」、「發展中國家VS發達國家」的另一種形式，但已不是當今國際政治的主調。「西左思潮」中的「身份政治」表面看來目前只在西方有生存空間，是西方的國內政治，不是國際政治議題，但「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西方內部「西左思潮」的「政治正確」氛圍，必然影響其外交政策或外交姿態。國際政治主角的西方即由此自覺不自覺地將其國內的「西左思潮／政治正確」作風帶到國際間並產生了相當影響，例略。
「價值年代」VS「身份年代」
「價值VS身份」理論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應用之一是歷史年代的劃分，這似乎是當今的國際政治理論中缺乏的，至少，「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那位國際馳名的艾利森教授，好像即無此概念。筆者認為，這也是他提出被筆者視為「鬼話」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原因之一。
以「價值VS身份」為劃分標準，不含伊斯蘭世界（那是另一個「平行世界」，筆者不懂，不涉及），人類歷史最重要的斷代線，就在1945年的二戰結束之後，以聯合國成立為標誌，由此開啟了人類社會的「價值年代」，在這之前的幾乎全部人類歷史，即都屬於「身份年代」。一進入「價值年代」，國際政治立即出現體現「價值年代」性質的至少兩件大事：第一，建立起「以普世價值的規則」為基礎的，以聯合國為平臺的「國際新秩序」；第二，美蘇冷戰，這東西兩大「價值體系」的對立。這兩件大事都是人類歷史的第一次（不包括歷史上的宗教衝突。歷史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宗教對立，也是「東西兩大價值體系的對立」，甚至有過對立程度超過「冷戰」的「十字軍東征」。但筆者已聲明「不涉及伊斯蘭教」）。
「以（普世價值的）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這既是「價值年代」的特徵之一，也是人類社會的重大福祉：在這個「國際新秩序」效力所能覆蓋的範圍之內，「物質性的國家利益」如領土、資源、經貿等的糾紛已不再依賴戰爭手段解決，代之以用的，是和平談判。戰爭手段只保留給「價值觀之爭」。這個現象歸納催生出一個知名的「價值年代」國際政治概念：「民主國家間無戰爭」，意思是，既然都是民主國家，就不存在「價值觀爭端」，自然也沒了戰爭。即便民主國家間仍會有貿易、領土、資源等的「物質性國家利益」糾紛（美日、美歐、美墨、美加、日韓、臺日、臺美……），但現在這些「國家利益糾紛」全都只通過談判來解決，絕不會像二戰之前般地訴諸戰爭，因而，「民主國家間無戰爭」。
稱呼當代是「價值年代」，聽來並無不妥，但1945年之前是「身份年代」，聽起來就有點怪。這就是為什麼前文提到「身份」這個詞會令人困惑。這是詞彙本身的局限，沒辦法。
「價值VS身份」還有很多面向值得揭露分析，如全世界風行的「敵擁我反、敵反我擁」（毛澤東「名言」：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但本文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下一篇的《鬼話「修昔底德陷阱」》作鋪陳，故只發揮到這裡為止，以後有機會再示範如何用「價值VS身份」簡單卻有效地解構與定性其他國內國際政治議題。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