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遲來的遺書，她並沒有著力去控訴獨裁者的血腥，因為父親確實是反抗者，也知道國民黨是那般的政權。她生氣的是為什麼國民黨讓人寫了遺書，卻不把信交給家人。這生氣更多是對家人的疼惜：「如果當時收到了，大伯就不需要自責，因為家裡沒有錢，付不出高昂的收屍費用，讓弟弟的屍體不知流落何方。」「母親也就不會在背叛的心情中被迫改嫁，又反過來怨懟那深愛的丈夫。」
相對於恨，她更執著於事情的真實是什麼。那個時代，有著獨裁政權的鎮壓，有著同志之間的出賣，有著被牽連家人的不能理解。對於人性的體諒，而不是對人性的高度期待，讓她得以跳脫這些。
「在申請檔案時，互助會3裡有朋友說：就讓事情留在那裡吧，也許檔案揭開了，會發現誰的爸爸出賣了誰的爸爸。但是我們不是當事人，很難去理解，進去的人被打得有多厲害，或是得到承諾，說出來你底下的人就可以不用死。像是郭琇琮，就是他供出了誰也不減損他的偉大。如果是你，是我，也許一進去也都說出來了。」
尋找父親這麼多年，從戒嚴到解嚴，那是郭素貞唯一感到害怕的時刻：父親會不會也曾供出過誰呢？但她終於放下，把申請書交給檔案局。「原因說起來可能有點傻，但我總想，爸爸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
＊作者為臺大歷史所博士生，自由撰稿人。本文選摘自《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白色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