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是寫給媽媽，代表最掛念她，他信尾祝我們快樂幸福，我一開始是有點生氣，沒有你了，怎可能幸福？後來又想，爸爸是希望我們在最困難的狀況下也不要忘記讓自己快樂和幸福的可能。」
上一次來到郭素貞北投的家是二○○九年，那是個炎熱的夏天，從山下捷運站一路走上去，狼狽得出一身汗，讓她一開門就忙著張羅喝的，又轉身去準備水果。一邊說不好意思今天還沒下山，家裡東西有限，一邊聊起有另一條近路，平時都靠著那小山徑長長的階梯去採買。比起白色恐怖，整個下午聊更多的是生活瑣事。
中間幾次碰面，經過近年口述歷史的重建，我們對當年地下黨的認識有了更多線索，也走出了制式的解讀與迷霧，而郭素貞的努力，也終於讓父親的遺書和檔案資料從檔案局的倉庫回到手中。時間一晃過去，但是看著在巷口迎接的郭素貞，那樣充滿朝氣地和鄰居打招呼，卻會覺得好像前不久才來過，只是廚房的忙碌從水果的切工換成了燉湯的蒸氣。
也正是在這裡，再次到山上來，看著層層疊疊之下彷彿什麼都沒有改變，便會一點一點去想那底下沒有改變的事物。去想，總是掛念大家，說著等下次冬天一起來煮羊肉爐的她，那熱心和氣愛笑的臉上，是怎麼用生活的輕去撐起那些過去的與未曾過去的重。然後發現，相較於上次圍繞著她的父親，這次聽她講起成長的種種，竟更能進入那個停在六十年前缺少細節的故事裡。而她的平實，初次見面不會特別讓人想到那些輕與重的平實，像是在說，這樣才能聽見故事裡沉默的聲音。
「今天寫一段給太太，明天一段給哥哥，一段給岳父母，一段給小孩。我有時想，當你知道一定會死了，開始提筆，寫出來是很少的一些字，之前整個的想法一定是痛苦的。」
「他寫得那麼工整，他一定是很坦然地接受了這些，他選擇了這條路。」
「反反覆覆在心裡想過要死的這件事，他要太太再嫁，也是滿心痛的，但是那樣的心情這樣整整齊齊寫了出來，在波濤洶湧之後，或許也是很平靜了吧。」
（郭慶寫給妻子、與岳父母的遺書。衛城出版提供）
六十年的時間，讓信紙陳舊，也讓郭素貞從不到三歲的小女孩，成為一個知道怎麼面對這些的中年女子。政治犯家屬第二代，面對成長過程中的痛，許多人徘徊在兩頭：恨與封閉，有的誇大死者的英雄氣概與革命理想，有的則用漠然回應出獄後繭居的家人。在那之中，死者與餘生都失去了聲音。那或許都是減輕疼痛的方法，然而郭素貞卻不如此，在她身上，既帶著對歷史複雜的認識，不把父親的死簡化成誰該負責的課題，卻也不曾落入「事情都過去了，說這些都沒有用」的虛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