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星馬陷落80周年─太平洋戰爭與新加坡的生存戰略

今年2月15日，是新加坡淪陷80周年，在星馬華人的集體記憶中是日軍實施「肅清」的開端。原來是從30年代開始，就有陳嘉庚與胡文虎等僑領號召東南亞華僑向國民政府捐款抗日，激起了日軍的憤怒。國民政府在抗戰時的國防經費，有2/3來自東南亞華僑，而經由這些經費採購的武器，都曾經於沙場上大量殺傷日軍，自然不可能讓佔領新加坡的日軍對華人有好臉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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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信進而批評：「他們與西洋政客合作，用高超的手段剝削當地居民，因此當地居民的仇恨心普遍指向華僑，而西洋人對此也樂得輕鬆。除此之外，他們大多數人也沒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除了賺錢以外再無其他樂趣可言。故此，如果沒有伴隨利益的話，要促使他們產生身為東洋民族一員的觀念自覺，並獲得他們的協助，那是相當難以期待的事。」

後來日軍進攻新加坡的過程中，華人華僑更是積極配合英軍抵抗日軍，讓过政信找到了屠殺華人的「正當性」。日軍在馬來半島屠殺的華人數量，從5,000人到15萬人的數字都有，實際上已經不可考。不過無論5,000人也好，15萬人也罷，本質上無法掩蓋日軍在新加坡犯下過反人類暴行的事實。雖然戰後日本支付了新加坡5,000萬美元做為賠償，卻從來沒有以官方名義向新加坡道歉。

抵抗只是死路一條

新加坡與中華民國最大的不同，在於1942年的新加坡尚未具備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而只是大英帝國轄下的一個殖民地。而且新加坡也不像馬來亞或者菲律賓那般擁有狹長的地形，是個毫無戰略縱深的彈丸之地。區隔新加坡與馬來亞柔佛州的柔佛海峽太窄，根本沒有辦法發揮英吉利海峽或者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作用。

騎著腳踏車的日軍，只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就從英軍手中拿下新加坡。伴隨著英國首將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Arthur Percival）將軍投降，除了少許到森林裡打游擊的馬來亞共產黨人外，絕大多數新加坡平民根本毫無選擇，只能向佔領軍低頭。不想接受日本統治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盟軍的反攻，否則任何抵抗都是白白送死。

就連看起來排在盟國補給線中最末端的中華民國，也因為被劃入美國勢力範圍的原因，有著比新加坡更優先的反攻順序。另外一個更不利於華人反抗日本統治之處，在於當地與華人同屬三大族群的馬來人和印度人討厭日本的程度並不高過他們討厭英國的程度。英國人在他們心中的形象與日本本質上沒有差異，同為外來入侵者，因此不打算為了保護英國殖民統治去與日軍對抗。

還有不少的馬來甚至印度民族主義者，是把日本人視為「解放者」看待的。早在日軍來犯以前，他們就已經對與殖民者勾搭賺取暴利的華人十分不順眼，所以大多支持日軍的「肅清」行動。甚至过政信膽敢發起「肅清」的一大原因，就是來自於他相信自己能得到印度人和馬來人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抵抗日軍的下場似乎只有死路一條。

合作是最符合邏輯的選擇

就算是聲稱在抵抗日本的馬來亞共產黨，他們組織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真正打得硬仗也不多，殺傷日軍的數量恐怕連600人都不到。即便等到英國夥同國民政府成立136部隊，開始向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提供武器援助，馬來亞共產黨仍選擇將這些武器埋起來，準備等日本戰敗後用於推動共產主義革命。所以對於多數華人而言，與侵略者合作還是比較符合邏輯的選項。

尤其當時在中國，除了抗日的重慶國民政府外還有親日的南京國民政府，所以華僑仍舊能以中華民國海外國民的身份與日軍合作。另外佔領新加坡的日本人當中，也並非每個人都如过政信一樣是主張把華人或者華僑殺光的激進份子，比如同盟社記者出身的昭南警備隊外事顧問篠崎護，就積極反對过政信的「肅清」政策，主張中日合作。

所以他遊說新加坡黨國大老林文慶出山，組織華僑協會來與日軍談判，商討停止「肅清」的條件。最終在林文慶強調華僑協會將效忠汪精衛政權，而且過去與他一起支援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張永福，也在南京國民政府裡擔任僑務委員的關係，日軍終於同意停止對華人華僑的「肅清」。唯一的條件，是華僑華人必須向日軍繳交奉納金，來彌補過去他們支援重慶給日軍帶來的傷害。

於是星馬地區多數的華人，最終還是不可避免成為日軍的合作者，否則就算日軍不「肅清」他們，馬來人和印度人也不會放過他們。起初日軍對國民黨人還有受過英國教育的華人格外不放心，「肅清」基本上就是針對他們所發起。比如英語講得比母語還流暢的李光耀，就差點慘死於「肅清」之中，能躲過日軍的屠殺純粹是幸運。

不過日軍很快發現，在與英美的作戰中，他們需要這批熟悉英語的華人來協助他們翻譯盟軍情報。國民黨人當中，則分裂成支持汪精衛的親日派與支持蔣中正的抗日派，前者又可以幫助日本昭南憲兵隊壓制主張共產主義的馬共游擊隊。於是從對抗盟軍與維持治安的角度出發，日軍轉而開始重用懂英語的華人與具備國民黨黨籍的華僑，給了李光耀前所未有的機會。

日軍促成亞洲意識崛起

李光耀在日軍佔領新加坡後，成為昭南日本學園的第一批學生，開始學習日本語。他在回憶錄中坦承：「如果在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不得不去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2日（開課第二天）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

完成三個月的學業後，他高唱著日本國歌《君之代》迎接畢業之日的到來。隨後李光耀進入日軍宣輔班工作了一段時間，再進入國泰大廈的日本陸軍報導部服務，協助日軍翻譯美國、英國以及重慶的相關電訊。在那個日軍把英美盟軍打得滿地找牙，「大東亞共榮圈」口號席捲東南亞的時代，李光耀那個時代的華人是真心相信「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到來了。

雖然是接受英國教育長大的華人，但李光耀對白種人過去處處高人一等的姿態有明顯體悟，所以日本人雖然是殘暴的侵略者，但是如果他們的到來能夠終結過去歐洲列強加諸在有色人種身上的枷鎖，他是能夠接受的。李光耀強調：「日本人從來不會知道他們對像我這樣一代人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他們確實造成我及和我同一代人的決心，致力於爭取自由，擺脫外國人的奴役與統治。」

「肅清」看在李光耀眼中，就如同「文革」看在許多今天的大陸人眼中一樣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過程中「艱辛探索」的一部分而已，是亞洲黃種民族擺脫西方殖民的「必要之惡」。二戰結束後，李光耀雖然從鞏固權力的角度出發，積極替「肅清」受害者向日本索賠，可事實上他從來沒有討厭過日本，甚至還允許把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園保留下來。

根據筆者的觀察，新加坡政府在歷史教育上也從來不會譴責那些日本佔領新加坡以後，主動向日軍報名學日文的人。一來這本身就是李光耀的經驗，二來則是新加坡向來鼓勵多重語言教育，包括學習「敵人」的語言。直到李光耀去世為止，他始終是「亞洲價值」的守護者，反對一面倒學習西方民主，顯然還是從日軍的「開明專制」中學到的經驗。

強調族群包容與和諧

日軍佔領新加坡，給李光耀帶來最大的反感之處不是「肅清」，也不是憲兵隊的鐵腕手段，而是日軍對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以及歐亞人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日軍來到新加坡以前，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就已經很不和諧，等日軍來到以後矛盾更是深化。以華人為主體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更在日本投降以後挑起事端，對馬來人和印度人展開瘋狂屠殺，擴大族群矛盾。

二戰結束之初，深受日軍與馬共意識形態薰陶的李光耀投身反對西方捲土重來的去殖民化運動，甚至於接受北京的援助。可是等到他權力之後，李光耀又調轉槍口發起「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將原本與他結盟的左派人士徹底清洗掉，轉而又與西方國家聯手打擊馬共。而打擊馬共的其中一大原因，就是馬共的存在威脅到新加坡的族群融合。

馬共雖然自稱馬來亞的共產黨，要建立屬於馬來亞民族的共產主義國家，可是卻有超過90%以上的黨員幹部是華人。他們對中華民族主義的追求，實際上已經超越強調跨種族的共產主義，因此對馬來人和印度人都構成威脅。而李光耀比任何人都知道，新加坡所最不需要的就是族群對立。從地緣戰略上來看，新加坡北邊有馬來西亞，南邊有印度尼西亞，兩個都是穆斯林國家。

以華人人口居多的新加坡，如果對待國境內的馬來人不好，極有可能招致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夾擊，使這個毫無戰略縱深的彈丸之地立刻陷入險境。更何況新加坡還仰賴馬來西亞進口的水源，吉隆坡當局只要切斷水源，就可以致新加坡於死地，挑起族群對立沒有任何幫助可言。同樣的，廣大印度裔的存在，也能確保新加坡與印度這個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市場穩定往來，何樂而不為？

所以新加坡政府對待三大族群的語言、文化、信仰與史觀都持尊重與包容的態度。華人的抗日英雄林謀盛、馬來人的抗日英雄阿南賽迪中尉（Lieutenant Adnan Saidi）以及與日軍合作創辦印度國民軍的獨立英雄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都能在新加坡得到同等的尊重。新加坡有林謀盛的紀念碑，同樣有以林文慶命名的捷運站，抗日與親日都是新加坡歷史的一部分。

不在大國之間選邊站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李光耀這些在戰時當過「漢奸」或者「偽軍」的人，能從超越同盟國與軸心國的超然立場去看待地緣政治的變化。他們知道日軍的缺點與缺點，也知道盟軍的優點與缺點，更知道一切歷史的話語權都是由勝利者掌握，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如果單方面追隨任何一方，都有跟著失敗者一起陪葬的風險。

比如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就因為過於忠實履行盟邦的義務，100%與英美盟軍站在同一陣線抵抗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最後的結果是他雖然得到四強的「虛名」，卻沒能避免自己在內戰中輸掉中國大陸。最糟糕的地方，是他連日本的戰後賠償都沒有拿到，只是在聯合國裡享受了不到30年的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席位就通通讓給中共。

倒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靠攏日本，等到盟國進入反攻階段以後又透過重慶與英美展開連絡，接著又在關鍵時刻倒戈到盟軍陣營的泰國，不只沒有跟著其他戰敗國一起遭到清算，還連戰爭賠款都拿到了手。比較中華民國與泰王國的不同下場，李光耀知道裡子比面子還要重要，所以他在新加坡獨立之後堅決不在蘇聯、美國、中共還有英國的陣營之間選邊站。

李家父子堅決反對台獨，絕對不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底線。可是在南海議題方面，新加坡又支持美國的自由航行權，甚至允許美國海軍派遣濱海戰鬥艦進駐樟宜港，防止南海變成中共的內海。新加坡與大陸經濟往來頻繁，李氏父子向來不吝於讚美中共的體制，甚至還讓南洋大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海外黨校，但是在軍事合作方面永遠都還是以美國為首要合作對象。

在美國與中共還有東協各會員國之間維持戰略平衡，是彈丸小國新加坡最佳的生存之道。李光耀從二戰期間以霹靂手段鎮壓國內共產主義運動，卻與蘇聯交好，推行「非共而不反共」的日本為師，打擊馬共卻又不吝於與中共還有北韓等共產主義國家往來，爭取最大的海外利潤。同時又防範中共的勢力在新加坡境內過於壯大，對新加坡華人產生民族主義的吸引力，實為一舉兩得之際。

被日本塑造成功的戰後新加坡

自90年代以來，有許多人撰文介紹李登輝與李光耀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為「大日本帝國的學生」，後者為「大英帝國的學生」，所以建國理念與治國手段略有不同，看待中國的立場也大異其趣。可事實上，筆者認為戰後的新加坡或許才是日本調教出來最好的學生，而且還從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犯下的錯誤當中學到了最多的教訓。

李光耀從日本的狂熱軍國主義中，瞭解到國家的生存發展重於一切的意識形態，因此小國家在大國的紛爭之中不該選邊站，更不應該當區域裡的麻煩製造者。他從日本製造的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的族群衝突中，知道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唯有強調族群團結，才能確保社會的穩定，防止外部勢力見縫插針，製造政治上的動亂。

當然李光耀更是從「肅清」的經驗裡，瞭解到華人與日本人雖是同文同種的黃種人，但是日軍殺起來人卻更加的不客氣。所以他對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與台灣都沒有一廂情願的幻想，尤其不會因為同是炎黃子孫就放下對中共的提防，仍在不直接與美國結盟的情況下遏止北京的勢力過度擴張。這些都是李光耀有，但是台灣的藍綠兩黨都不具備的智慧。

台灣人長期接受兩蔣教育，雖然嘴巴上反對「外來政權」，卻完好無缺的將兩蔣時代的正統道德教育傳承了下來。此種正統道德教育或許讓台灣人在面對中共威脅的時候能更好的分辨敵我，卻讓台灣在處理複雜的對外問題還有看待地緣政治時容易自我設限。很容易就因為民族血緣或者意識形態價值上的認同感，就輕率的在強權之間選邊站。

諷刺的是，這些選邊站的行為在美國推行的「戰略模糊」政策下，很多時候還未必能得到強權認可。台灣政治人物為了一己之私，更是犯下李光耀所絕對不會犯的錯誤，那就是製造內部不同族群的省籍或者國族認同矛盾。結果台灣非但沒有變得更團結，還真的逼使了許多人走上二戰日本狂熱民族主義的道路，全面擁抱起與自己同文同種的中共起來，非常的沒有智慧。

筆者並不全然認同李光耀，因為他毫無理想，還強調看在筆者眼中已經落伍的所謂「亞洲價值」，實在是令人感到相當遺憾。不過台灣在推行對外政策還有內部治理的模式上，確實有許多地方是可以參考李光耀的。其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筆者認為李登輝、連戰與馬英九以後的國民黨，在外交路線選擇上已經越來越務實，越來越像李光耀，反倒是現任的蔡英文總統走上了老蔣總統的回頭路。

＊作者為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