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之間長達半世紀的政治對抗。一般認為，冷戰始於1947年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結束於1991年蘇聯解體。當前，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政治競爭正在發展成為「新冷戰」，而川普上任前就提出與中國周旋是美國最有挑戰性的長期課題。一年前，我在《總統川普》（時報出版社2017年3月）書評中曾說，透過川普的書，可以暸解他對美中關係的基本想法，同時有助於臺灣制定對策。
在該書中，川普強調「現在我們跟中國的競爭主要在經濟方面，而且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處下風。」不過，他認為「中國的經濟非常依賴我們，他們比我們更需要美中貿易。」他說「不能再讓他們用貿易保護政策和網路盜竊來搶我們的工作，佔我們的便宜。」川普毫不留情地批評「壞中國」「限制國民上網，鎮壓政治異議者，強行關閉報社，監禁反對者，限制個人自由，用網路攻擊別人，還利用它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操控經濟。同時還不斷增強它的軍事實力。」至於如何改變美中關係現狀，川普說「第一步就是對中國人擺出強硬姿態」，第二步是「保持彈性—然後永遠不要秀出手裡的牌」，與中國周旋「出其不意才能打勝戰」。他說「有些人希望我不要把中國人說成我們的敵人，可是他們就是我們的敵人。」很明顯，川普認為中國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成為美國的敵人。他要重新談判美中貿易投資關係，不容忍中國與美爭霸。一年過去了，聽其言，觀其行，川普實際上按他書中闡述，對中國發起了「新冷戰」，改變了「上海公報」發表46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和基本態勢。
過去46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基於對中國實力與意圖的估計，從美國所處現實出發、為美國國家利益設計的。首先，「上海公報」反映的是1970年代的景況，美中這兩個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完全不同的國家，彼此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地緣政治促使它們走在一起，當時雙方都需要戰略收縮，以便集中精力對付蘇俄。而現今中國實力已經超越俄國，成為唯一能在全球與美國爭霸的國家。其次，過去8位美國總統都認為，促進世界貿易和經濟全球化、讓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可能改變它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社會價值觀。但是，中國雖然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其經濟的開放卻未導致政治民主化；相反，近年來中國國進民退，威權盛行，習近平實行終身制，還在國際上推銷他的價值觀，這些現實迫使川普重新審視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基本假設。
習近平還改變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同步推動「經濟崛起」和「軍事崛起」。中國擴軍備戰，視南海東海為內海、武力恐嚇臺灣、推銷「一帶一路」擴張勢力范圍。崛起的中國希望重新建構亞太國際體系，不再容忍美國的獨霸，而美國認為它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利益是保證航行自由、威懾中國軍事冒險、遏制中國吞併臺灣和擴張勢力范圍。
面對中國的挑戰，川普政府如何回應? 首先，川普調整國安團隊，任命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為國家安全顧問，擔任協調美國外交政策核心角色。身為共和黨內的鷹派，波頓在外交政策上立場強硬，主張反制中國、與臺灣恢復外交關係、重新審視「一中政策」。川普又提名中情局長蓬佩奧出任國務卿。蓬佩奧一向忠誠力挺川普，將中國視作挑戰美國的敵人。可以說，川普與他新的國安團隊，是1950年代艾森豪／杜勒斯時代以來，美國對中國最強硬的決策當局。
其次，2017年12月，川普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批判中國是「意圖破壞現狀的強權」，一心想動搖美國的利益。文件用不尋常的尖銳語氣，將中國描述成全球競爭對手，指控中國企圖在亞洲「取代美國」，並列出美國的各種不滿，由中國竊取資料到傳播「威權制度」等。
再次，川普認定中國對北韓施壓不力。2017年4月初，首度「川習會」時，美國正需要中國合作向北韓施壓，川普笑臉迎接習近平，作出美中親善的假象。然而，北京除故作姿態外，並未能使北韓收斂，川普對北京態度轉趨冷淡。最近，川普獲南韓協助處理北韓核武，宣布將在5月底前直接與金正恩會談，將習近平撇在一邊，降低了中國通過打「朝鮮牌」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北韓领导人金正恩則通過與習近平會面來加深美中两国间的战略猜忌，从中漁利。
第四，川普祭出關稅制裁及投資限制兩大武器，要中國修正不公平貿易方式。美國針對中國的「301」調查發現，中國在市場准入、強迫合資與技術轉移上，讓美國企業受不公平待遇。川普的國安戰略認定中國有「經濟侵略行為」，這是美中關係要從「經濟交往」轉為「經濟競爭」的訊號。一年來，川普試圖藉由對話改變中國的作為，與中國建立許多經貿對話管道，都未見效，最後，川普不得不祭出關稅制裁，對中國「鳴槍示警」。
第五，2017年10月，美國前國務卿提勒森首度提出美國聯合印度、澳洲、日本等民主國家來遏制中國擴張的「印太戰略」，這是川普上任後第一個較明確的對中國政策。而川普政府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立場堅定。
最後，川普當選後，與蔡英文通電話，且公開質疑前任的「一個中國」政策，讓美中關係在其上台前，就產生不確定性。2017年夏，白宮批准14.2億美元的對臺軍售。2017年12月，川普簽署「國防授權法」，美國國會藉由該法中，關於「強化美臺防務關係」的「國會意見」，要求政府考慮美、臺軍艦互訪停靠的可能性。2018年3月，川普簽署「臺灣旅行法」，旨在促進美國與臺灣間的高層交流。本法是繼「臺灣關係法」後，美國與臺灣相關的最重要國內法。
當前，在美中「新冷戰」的大環境中，夾在兩強之間的臺灣，要如何應對？首先，臺灣民眾必須認清，世界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國家以消滅中華民國，剝奪臺灣人民自決權為其基本國策，並且為實現這一國策而不惜對臺灣使用毀滅性武力。所以，臺灣應該堅持親美外交路線，堅定站在自由民主陣營一邊。臺灣是不可能奉行「中立主義」，當騎牆派的。
中華民國外交的核心是臺灣安全，1985年10月21日，蔣經國接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時，強調與美國共同的利益、理想與目標，是雙方合作的基礎，能解決任何的問題：「我們有兩個基本立場，對外來說我們永遠與美國站在一起，對內我們堅持貫徹民主憲政，這兩個基本原則，我們決不改變。… 安全方面我們非常清楚，維持臺灣海峽的安全是目前我們最重要的任務。為了維持臺海的安全，我們現在必須有計劃的堅強自己，使中共不敢隨意侵犯我們。維持自己的力量可以說是維持臺海安全最主要的條件，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向美國購買精密武器的理由。臺灣海峽的問題，不僅只是臺灣本身的問題，事實上也是東南亞、東北亞整個的問題。」蔣經國設定的這個基本國策今天仍然適用。特別是，加強臺灣國防實力，才是維持臺灣安全最主要的條件。
其次，臺灣民眾要有自信心，不必老是憂心自己會成為美中之間的「臺灣牌」。臺灣經濟、科技與軍事綜合實力在全世界第20位左右，地緣位置又如此重要，還有不斷進步的自由民主的軟實力，臺灣有能力獨立推動對外關係，而不淪為別國的籌碼。臺灣與美國和亞太多數鄰國有共同的利益，即遏制中國破壞亞太勢力平衡的現狀。特別是，臺灣應該將「新南向政策」與美國、印度、澳洲、日本等國家的「印太民主同盟」結合起來，使這些國家也成為「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合作伙伴。
最後，臺灣只有20個邦交國，總統和外交部長無法去世界上絕大數國家作正式訪問，而經濟部長，國發會主委忙於國內事務，因此，行政院應該成立「國際經貿合作部」，將外交，經濟，國發，新南向，僑委會等各個部門中與國際經貿和投資有關的業務統合起來，由政務委員領導，專職向世界各國，特別是亞太鄰國作經貿投資外交，常年作為總統特使出訪各國。同時，行政院應將外交部和陸委會合併，改稱「對外關係部」，統領臺灣與中美和世界各國的政治關係。臺灣民間還有大量資源可以發展國民外交，政府也可支持退休外交官們組成外交協會，推動民間外交。
前不久，一名北京學者私下說，「和奧巴馬（歐巴馬）打交道，抓得到套路；和特朗普（川普）打交道，那可說不準」。這番話，傳神地形容了川普上任一年來，起伏不定的美中關係，以及北京對川普的無可奈何。臺灣民眾能讀到《總統川普》，對他「難以預測」的個性更好拿捏吧。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著作《意外的國父》（八旗，2017），《冷戰中的兩面派》（有鹿，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