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軍佔領下的巴黎，好一座怪異的城市。從表面上看，日子照過，「一如往常」：劇院、電影院、音樂廳、餐廳，無不照常營業。廣播電台還播放香頌。劇院和電影院裡的人潮甚至比戰前還多，這些地方宛若成了避難所，大夥兒聚在那兒，相互依偎，彼此安慰。但不尋常的細節顯示，巴黎不再是從前那個巴黎了。由於看不到什麼車，巴黎是一座沉默的城市––一片寂靜，靜得都聽到了樹木的窸窸聲，達達的馬蹄聲，人群在林蔭大道上的腳步雜沓聲和說話喧嘩聲。寂靜的街頭，冬季，大約在傍晚五點時分的昏暝天色中，值此時刻，窗口就連透出一絲光線也遭到禁止，這座城市似乎自己就失魂落魄了––一座「沒有注視」的城市，當年佔領者納粹就是這麼說的。成人或兒童隨時都可能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跡，甚至連朋友之間也一樣，語多保留，向來未能暢所欲言，因為大家感到威脅籠罩空中。
在那個惡夢裡的巴黎，你得冒著被告發的危險，警方會在地鐵站出口處大肆搜捕，就連巧遇都危機重重，你會碰到一些在承平時期永遠也不會碰到的人，宵禁陰影下的露水姻緣，不確定接下來的日子是否還會重逢。然而正是這些往往沒有明天的邂逅所致，有時候因為所遇非人，之後孩子便呱呱落地。所以我才會認為德軍佔領之下的巴黎一直都像是個暗黑之夜。沒有它，我就不會誕生。那個巴黎從未停止過她對我的糾纏，我寫的書更不時沐浴在她那朦朧的光中。
這也證明了就算作家沒有以直接的方式參與政治行動，就算他給人的印象是個獨行俠，閉門隱居在所謂的「象牙塔」中，出生日期依然是作家不可磨滅的印記。他若是寫詩，他的詩就會反映出他所處時代的影像，不可能會被寫成另一個時代。
偉大的愛爾蘭作家葉慈寫的詩便是如此，讀他的《庫爾野天鵝》（The Wild Swans at Coole）總令我萬分感動。這首詩描繪葉慈在公園觀察滑行水面上的天鵝：
自我第一次為牠們點算數目，
這是第十九個秋天；
數算快要結束之際，我看見
牠們猛地全部躍起，
大聲拍打著翅膀
盤旋出一圈圈虛線大圓環。
如今，牠們浮游在靜水上，
神祕而美麗；
等哪一天我醒來，
發現牠們都已飛走時，
牠們會是在什麼樣的草叢築居，
會是在哪個湖濱或池塘
取悅於人們的眼目？ ～梁永安譯
天鵝經常出現於十九世紀詩歌中，比方說波特萊爾和馬拉美。不過，有鑒於這首詩特有的韻律及傷感，這首詩不可能寫於十九世紀，只有二十世紀人，甚至只有葉慈成詩那十幾年期間的二十世紀人才寫得出來。
二十一世紀作家偶爾也會有受制於自己年代的感覺，閱讀十九世紀偉大小說家––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喚起了我們些許思古幽情。在那個年代，時光流逝的方式較今日緩慢，這種慢跟小說家的工作不謀而合，慢，才更能集中精力和注意力。然而如今時間已加快腳步，向前突飛猛進，這就解釋了過去與今日作品之間的差距：昔日浪漫壯闊，結構宏偉宛若教堂建築，今日則欠缺條理且零散不完整。就這一點而言，我屬於過渡的一代，我很納悶，伴隨網路、手機、電郵和推特而生的新世代，他們會怎麼樣透過文學去表達這個世界？每個人永久都與這個世界「連接」，「社群網路」卻損及部分隱私和秘密––這個直到上個時代，還是我們的世界––秘密讓人更有深度，可以成為小說一大主題。不過我對文學的未來抱持樂觀態度，我確信未來的作家必會安穩接下棒子，誠如從荷馬以來，世代相傳的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