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目光轉向中國之際，中國政府專注於控制可以讓外界看到什麼
當北京準備將於2月4日開幕的2022年冬奧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將啓動世界上最複雜的資訊控制機器，利用審查、監視和法律報復來遏制政治、宗教和其他偏離該黨路線的言論。自北京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以來，這一資訊控制機器已經急劇增長。事實上，自由之家的《2021年網路自由》報告發現，中國政府連續第七年成為全球侵犯網路自由最嚴重的國家。在該報告的100分制中，中國只獲得了糟糕的10分。
這些情況可能會對運動員和記者以及更廣泛的中國公眾產生嚴重影響。以下是在賽前、賽中和賽後需要注意的五類限制：
對運動員和記者的監控：
2008年北京奧運明顯成為升級監控的催化劑，而最近的COVID-19疫情則促使監控進一步擴大。各國政府和國際人權組織已經在警告今年的奧運與會者要採取預防措施。 荷蘭，英國，澳洲和美國各國奧委會已經建議運動員和工作人員把手機和筆記型電腦留在家裡，或提供臨時設備供其在奧運期間使用，以加強安全和保護個人數據。同樣，保護記者委員會（CPJ）也為記者準備了一份安全建議，敦促他們攜帶乾淨的個人設備前往中國，開設新的電子郵件賬戶供旅行期間使用，並「假設你的酒店房間是受到監視的」，以及 「避免安裝中國的微信應用程式......因為它可能會收集大量數據，包括短信和通話」。1月18日，總部位於多倫多的公民實驗室發表的一份報告證實了這種擔憂，發現作為冬奧COVID-19協議的一部分，所有與會者都必須安裝My2022應用程式，包括一些漏洞，可能有助於暴露個人數據，例如敏感的醫療資訊。此外，如果用戶間分享了政治敏感內容，該應用程式還具有彼此相互舉報的功能。這種表面上為其它目的服務的應用程式的監控漏洞以前在中國被揭露過 — 包括在一個 學習習近平宣傳的軟體和一個 COVID-19 健康碼的軟體上。My2022應用程序的安全漏洞是否會被封堵，以及其它監控證據是否會被曝光，尚有待觀察。
對政治言論和獨立報導進行報復：
MY2022應用程序中的用戶舉報機制的存在，凸顯了政權對與會者公開談論體育賽事本身以外的話題感到緊張。 《奧林匹克憲章》在頒獎儀式或比賽期間對示威和政治宣傳有一些限制。但是 新的規則允許在比賽前的賽場上進行這種表達，而運動員在向媒體或社交媒體平台發言時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東京奧運期間，一位 美國運動員在領獎台上進行抗議，促使主辦方宣佈他們正在研究可能的制裁措施，而兩名中國自行車運動員則 因佩戴毛像章被警告。但在中國的法律環境下，直言不諱的後果可能會更嚴重。1月18日， 北京組委會的一位官員警告說，任何違反 「中國法律和法規」的行為或言論都會受到「一定的懲罰」。這使得不僅在奧運場館的抗議行為，而且在國際媒體面前或在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媒體平台上發表有關人權或批評中國領導人的言論，都有可能遭到法律報復。雖這推特和臉書在中國其他地區被封鎖，但在奧運場館內可以被使用。CPJ還警告記者不要使用非官方的虛擬私人網絡（VPN），並指出 「如果官員想找藉口懲罰你，訪問無證的VPN可能會被用來對付你」。鑒於奧運的國際形象，起訴一名奧運運動員似乎不太可能，但直言不諱的記者或運動員可能很容易面臨被驅逐。同時，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當地居民，如果發表被認為威脅到中國政府希望塑造的正面形象的觀點，可能會面臨法律處罰。去年夏天，香港警察 拘留了一名男子，因其在一家購物中心觀看東京奧運時，對中國國歌發出噓聲。
對任何醜聞進行快速審查，即使那些醜聞與奧運無關：
中國領導人可能會感到必需迅速壓制任何數量的不利新聞報導，如揭露奧運服裝是由維吾爾族強迫勞動生產的，運動員對奧運場館的投訴，或受青睞的中國運動員的不像一個運動員的行為。審查者的反應可能包括中斷電視轉播、大規模刪除社交媒體貼文，或禁止網路評論。公民實驗室 分析了 MY2022應用程式，其功能包括即時聊天和新聞推送。該分析發現了一個潛在的審查關鍵詞列表的證據，該列表標記了 「達賴喇嘛」、「神聖古蘭經」或 「法輪大法好 」等短語，以及對中國政府機構和習近平的提及。在調查期間，該功能沒有啟用，但北京組委會可能會啟用它，特別是在爆發抗議或醜聞的時候。此外，審查人員將保持高度警惕，以平息來自中國各地的任何其他不利消息。這可能會對普通人造成生命威脅。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正是這樣的指示拖延了對有毒 嬰兒奶粉的報導，導致數十萬嬰兒死亡或患病。隨著奧米克戎變體的傳播，官員們也會躍躍欲試，來掩蓋與COVID-19有關的新聞，不管是涉及新的爆發還是封城中的失誤，並拘留那些試圖分享非官方資訊的人。
阻礙外國記者：
除了嚴厲的限制外，中國政府還善於使用更微妙的方法來阻撓或抑制獨立報導。官員可以只是推遲邀請，借助繁瑣的健康規定，或不批准外國記者對某些活動、場地或直言不諱的運動員的採訪申請，直到他們都不可能參加，甚至是被批准的記者也不可能參加。當局也可能給予中國官方媒體進入特定地點或活動的特權，迫使國際媒體依賴他們進行報導。 2021年11月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一份聲明轉述了美國、歐洲和亞洲記者在試圖報導奧運籌備工作時報導的10起此類事件的案例。這些記者說，他們遇到了被拒絕進入、拍攝被中斷、便衣警察的監視、最後一刻的通知，以及在關於奧運場館的電視報導中提到人權杯葛後被一名官員辱罵。
閉幕式後的報復：
即使中共及其資訊控制機構在運動會期間沒有採取的行動，在運動會結束後也會有很多機會進行報復。例如，報導中國政府侵權行為的記者可能被拒絕續簽，或者為外國媒體擔任翻譯或新聞助理的中國公民可能面臨刑事指控。例如自2020年12月以來， 彭博社新聞助理Haze Fan就面臨刑事指控。將要離開的運動員、教練員和其他與會者，一旦他們感到可以更自由地發言時，也可能開始揭露那些受到的自我審查的壓力，以及與中國警察國家發生不愉快的遭遇。同時，作為圍繞奧運加強的安全控制的一部分，被悄悄列為騷擾和拘留目標的中國維權人士和宗教信仰者可能會被正式判處數年監禁。目前，維權人士郭飛雄和律師謝陽已於本月被指控犯有「煽顛罪」； 許那，一名法輪功學員和藝術家，因分享有關北京疫情的資訊，於1月初被判處8年監禁。她的丈夫在2008年奧運前後的拘留期間被殺害。
國際上的反制
可以預期，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會進行某種形式的高度資訊控制，但國際社會將如何應對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會有運動員在完成比賽後，公開表達對受迫害的維吾爾族、藏族、香港人、法輪功學員、中國維權人士，甚至是像彭帥這樣的運動員同伴的困境的關切？轉播奧運的國際媒體是否會將他們的報導限制在體育比賽本身，或者他們是否會提供有關奧運主辦環境下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環境的背景節目？
如果中國政府和北京奧組委公然違反他們與國際奧委會簽訂的協議，例如協議保證媒體自由和禁止基於宗教或政治觀點的歧視，國際奧委會將如何反應？或者，如果一個運動員確實對中國的侵權行為發表了看法，企業贊助商是否會站在他們一邊，還是因為擔心北京的反擊而取消合約？
幸運的是，許多新聞機構已經在奧運前的報導中提到了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人的侵權行為，越來越多的政府已經宣佈進行外交抵制，世界各地頑強的維權人士正在努力提高人們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在奧運前壓制有關其統治的黑暗面的辯論和報導方面並不那麼成功。本著真正的公平和人類尊嚴的奧林匹克精神，人們只能希望這種趨勢可以持續到2月4日以後。
薩拉 • 庫克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的研究主任，也是其《中國媒體快報》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