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正在經歷歷史上罕見兩極政治分化，而社會分裂加深、 兩黨對立加劇正在成為超越國內政治範圍，成為一個緊迫的國家安全問題。在華政策議題上，面對美國目前最為強大的對手中國，激烈的黨派爭鬥使政治領導人很難拿出具有戰略價值但在政治上可能頗具爭議的戰略決策，加劇了美中緊張關係及爆發危機的風險。
美國本星期的一份民調發現，70%的人同意這樣的說法，即美國已經變得如此兩極分化，以至於它無法再解決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各類緊迫問題。此前，蓋洛普（Gallup）上星期的民調也顯示，拜登總統在2021年獲得共和黨極低和民主黨極高支持率導致政黨兩極分化程度超出了美國歷史上任何總統第一年執政時的水平，而在拜登之前，兩極分化最嚴重的第一年出現在他的前任川普在位期間。在拜登任總統的第一年，他在民主黨中的平均支持率為91%，而在共和黨中為僅8%，差距高達83個百分點。
黨爭殃及對外政策
美國傳統上在面對外部威脅時常常能團結一致對外，但鑑於目前黨派及社會意識形態之爭的兩極分化的程度如此之嚴重，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說，這將不可避免地殃及美國的對外政策。
民主黨在眾參兩院目前僅佔微弱優勢，如果他們失去其中任何一個、或兩者的控制權，拜登政府的絕大部分立法提案被認為都將嚴重受阻。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說，雖然拜登仍然可以推行他的外交政策，但是可能無法跟其他國家談判任何需要參議院批准的正式協議。
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撰文說，美國的兩極分化已經到了他所謂的「超級極化」（hyperpolarization）地步，而政治極化也是一個外交政策問題，使聯邦政府無力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兩極分化破壞了美國國際承諾的可信度，使其他國家不太願意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換取美國的承諾：「這使得拜登的團隊更難獲得盟友和對手的合作；他們根本不信任我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有多分裂。」
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專家何天睦（Timothy Heath）認為，美國政治極化已經「處在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時期」，黨派之間相互仇視的後果也可能超出國內政治的範圍。
何天睦對美國之音說，一方面美國社會在中國問題上有廣泛的共識，在兩黨嚴重不和，白宮仍然展開一系列應對中國威脅的政策，強化美國的戰略地位，但是在另一方面，黨爭日趨激烈的環境加劇了美中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增加了爆發危機的風險。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一旦有危機爆發，黨派關係也會增加決策癱瘓的風險。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任何導致美軍傷亡的軍事危機或任何可能最終導致尷尬結果的軍事危機都變得更具風險，因為反對派會利用對方的任何失誤來抨擊執政政府。他說：「我認為一旦爆發危機，政府可能會陷入癱瘓、恐懼、政治失誤」。
杜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雷切爾・邁里克（Rachel Myrick）指出，人們常常認為外部威脅會減少美國的兩極分化，因為面對外患，美國會擱置黨派政治，強化了國家認同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黨派認同的重要性，然而，她的研究發現，這種看法可能並沒有事實根據。邁里克分析了從20世紀初開始，美國國內對外國引發的71次安全危機的反應，她說她幾乎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安全威脅會持續減少政策制定者或公眾之間的兩極分化。
觀察人士還指出，在美國社會普遍對中國持極為負面看法的大背景下，兩黨競相抨擊中國。邁里克對美國之音說，如果美國沒有出現極端兩極分化，川普2016年的競選活動可能不會引起選民的共鳴。如果沒有這一點，民主黨隨後可能不會在2020年的競選中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然而，這種被中國學者稱為的所謂的兩黨「逐底競爭」現像也被認為導致美國過高地估計了中國的實力。自譽自1857年以來就一直在挑戰傳統假設觀念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援引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國際政治學教授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的觀點指出，立法者「大大高估了中國目前的實力」，儘管中國在科技和軍事方面有足夠的潛力可以成為美國的對手，但「美國仍然是一個更強大的參與者。」
曾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高級中國分析師的何天睦說，在1980年代冷戰時期，美國極右翼和極左翼要弱得多，這給了當時的雷根總統更大的靈活性，使他可以拒絕過於強硬的政策，來抓住時機與戈巴契夫一起結束了冷戰。但是，他說：「今天的情況並非如此。我認為這意味著他們的政客不太可能承擔這樣的大風險。他們更傾向於採取更安全的立場，即保持強硬的言辭。」
中國問題上的共識與分歧
近年來美國兩黨儘管在幾乎所有重大國際、國內問題上常常勢不兩立，但是在中國問題上卻持有著異乎尋常的相似立場，都主張應該推行強硬的對華政策。例如，《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由兩黨13名參議員聯署，涉及科技競爭、產業鏈、中國軟實力、地區安全等等一系列領域，堪稱近年來美國「硬對」中國威脅最為全面的法案之一。法案由7名共和黨議員、6名民主黨議員發起。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黨爭越發極化的背景之下，兩黨在新冠疫情、脫鉤、對中國基本地位等問題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過半數（53%）共和黨人視中國為敵人，而持這一看法的民主黨受訪者僅佔20%。在如何處理美中經濟關係方面，黨派分歧更大。共和黨及共和黨傾向的人當中，支持強硬經濟政策的人佔72%。民主黨/民主黨傾向的人中只佔37%。
美國國會官網上的資料顯示，雖然很多涉及到中國的議案都獲得了兩黨的普遍支持，但共和黨發起的議案明顯多於民主黨。目前的117屆國會總共提出了涉及到中國的議案總共有505件，其中331件由共和黨提出，173件由民主黨提出。
民主黨多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而共和黨內很多人則不迴避稱中國為敵人。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前歐巴馬總統亞洲事務的首席顧問杰弗里・貝德（Jefferey Bader）曾專門撰文闡述將中國視為敵人不符合美國利益。
在新冠疫情問題上，拜登政府沒有再像川普政府那樣將矛頭直接指向中國。
蘭德公司的何天睦說，總的來說，雖然民主黨人的立場越來越接近共和黨的立場，但兩黨之間仍然存在分歧。共和黨人的批評要嚴厲得多。並且更傾向於將中國描述為敵人並強調中國構成的威脅。
共和黨參議員魯比歐和其他15名參議員最近提起一項議案，對中國阻礙新冠病毒起源調查進行制裁。這一「2022 年冠狀病毒起源驗證、調查和確定（COVID） 法案」提議對COVID-19的起源進行可信和全面的國際調查，並制裁中國科學院及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領導層。15名聯署議員全部為共和黨議員。
在美中國脫鉤問題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已經指出，與中國「完全脫鉤」是不現實的。
杜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雷切爾・邁里克（Rachel Myrick）對美國之音說，從短期來看，國會兩黨似乎圍繞美中政策展開了很多合作。但是，我懷疑這是否會長期持續。她說：「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美國政治的高度兩極分化—尤其是消極的黨派偏見—讓政客們有動力批評對方。」
隨著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臨近，這位美國政治學者說，她認為我們很可能會越來越多地看到共和黨立法者批評拜登政府「對中國態度軟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