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90周年，不過這個日子在海峽兩岸得到的關注顯然比不上去年的「九一八事變」90周年，甚至於「飛虎隊」成軍80周年。為什麼有這樣的反差呢？首先中華民國與日本帝國之間的戰爭，嚴格來講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為始，發生在「九一八事變」四個月後的「一二八事變」嚴格來講只是局部抗戰期間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其次則是在於上海雖然是國際大都會，但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規模比起五年後的「八一三淞滬會戰」而言還是太小，而且小到微不足道，自然容易為人所忘記。另外一個「一二八事變」容易為人們所遺忘的原因，是在於交戰雙方戰後都不太願意提及這場武裝衝突。首先從日本的立場出發，並不希望人們記住「一二八事變」的原因在於這場衝突的引發者是日本海軍而非日本陸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的陸軍與海軍存在著嚴重的門戶之分，雙方彼此互看不順眼。屬於日本陸軍的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不只奪下了中國東北的控制權，還成為日本民眾心目中的愛國英雄，讓帝國海軍看了分外眼紅。他們希望能夠如法炮製，於是在1932年1月28日透過駐紮虹口的海軍陸戰隊發起爭端。
在戰後日本的論述中，海軍相對於暴衝又主戰的陸軍，扮演的一直都是理性溫和又反戰的角色。如果讓日本人民知道海軍也曾跟陸軍一樣，在上海主動挑起戰火，勢必會給日本海軍光榮的形象帶來汙點。更讓日本海軍尊嚴掃地的，是海軍陸戰隊沒能擊潰受到國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約束的國軍，要靠陸軍來幫忙擦屁股，才落得一個與國民政府簽訂停戰協議的結局。
日本海軍在這場武裝衝突中出動了水上飛機母艦能登呂號、航空母艦加賀號與鳳翔號，結果卻出盡了洋相。前帝國海軍的要員，因為在戰後與佔領日本的美國採取比較合作的態度，比被當成戰犯對待的前日本陸軍要員享有更多的歷史話語權。無論是在防衛廳還是海上自衛隊都掌握生殺大權的他們，自然用盡一切手段遮掩自己在「一二八事變」中丟人現眼的表現。
一場由中央軍主導的戰鬥
日本人不願意談「一二八事變」的理由，只要對戰時日本陸海軍之爭有所瞭解的讀者都不難理解，那麼為什麼中國方面也不太喜歡提「一二八事變」呢？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來看，「一二八事變」並不是一個對日本全面開戰的好時機。德國顧問團雖然已經來華，但必須要等到俗稱「德意志國防軍之父」的塞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1934年接任團長之後，才真正在國軍的訓練上發揮成效。
至於空軍方面，美國顧問團連個影子都還沒有，只能仰賴過去效力東北或者廣東航空隊的元老們硬著頭皮上戰場。結果無論是在地面還是空中，國軍都傷亡慘重，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與行政院長汪精衛都認知到全面抗戰這個時候不能開打。這是為什麼國民政府的政策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因，無論是汪精衛還是蔣中正，抱得都是以戰止戰的決心。
但是蔣中正還是稍微比較主戰，因此派出了他手下的嫡系部隊第87師和第88師組成陸軍第5軍，在軍長張治中帶領下開赴淞滬前線參戰。與過去兩岸對「一二八事變」描述得不一樣，這場戰役的主力其實並非大家一開始所知道的粵軍第19路軍，而是中央軍的第5軍，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打遍大江南北，最終於國共內戰的徐蚌戰場上被殲滅的同一支第5軍。
第5軍將士不只表現英勇，而且還主動為被打得潰不成軍的19路軍輸送兵源，讓中央軍的將士穿上粵軍的衣服參戰。顯見蔣中正的政策，不只不希望第5軍的功勞得到宣傳，反而還有意把功勞讓給第19路軍。難怪很長一段時間，即便是戒嚴時代的台灣，在回憶「一二八事變」的時候，都把功勞其實沒有那麼大的第19路軍捧上天。
蔣中正還在給張治中、俞濟時等中央軍將領的電報中強調第5軍務必要與第19路軍團結抗敵：「此次第5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之污衊，苟能始終以19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5軍各將士，務與我19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為要。」
「四個中國」並存的年代
回顧90年前蔣中正對「一二八事變」的指示，首要目標就是維持事變的「地方化」，等待英美法三國的干涉來和平解決。既然是地方衝突，那麼就應該是由地方部隊出面與日軍善後。屬於廣東部隊的第19路軍當時為國府派駐上海的武裝，又是與日本海軍陸戰隊首先開火的單位，自然就應該要以第19路軍的名義來給這場衝突收尾。
可第19路軍戰力實在不行，才必須要把第5軍派往前線參戰，甚至於穿著第19路軍的制服參戰，並在最後爭取到一個國民政府能夠接受的停戰協議。於是最後所有人都把19路軍宣傳成了抗日英雄，甚至於後來回憶1937年的「八百壯士」時，都把88師的謝晉元團長講成19路軍的團長，雖然祖籍廣東蕉嶺的他在「一二八事變」時確實是第19路軍的營長。
像謝晉元這樣的第19路軍底層軍官，確實在「一二八事變」時有極為英勇的表現，但是陳銘樞、蔡廷鍇與蔣光鼐等第19路軍的高級將領卻始終懷有貳心。在沒有辦法確保軍政、軍令統一的情況下，蔣中正不願意冒險與日軍全面開戰。「一二八事變」結束後，第19路軍被派往福建剿匪，結果這些廣東軍政大老一離開中央政府的統治範圍就造反了。
原來是第19路軍戰力不行，少了中央軍官兵的加持，就連彭德懷指揮的工農紅軍都打不過。最後陳銘樞受到中共鼓動，直接在福州宣佈脫離中央，另外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搞起了「閩獨」來。把東北的滿洲國和中共在江西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算進來，中國的國土一時之間出現了三個與國民政府抗衡的割據勢力，而且都還各有自己的國號，等於有了「四個中國」存在。
日本與中共聯手支持「閩變」
傳統中共的論述中，第19路軍之所以造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服從蔣中正「安內攘外」的政策，希望能夠槍口一致對外去打日本人。可第19路軍的造反卻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支持，甚至還出售了12架中島重工生產的九一式戰鬥機給中華共和國。在那個筧橋中央航空學校剛起步的年代，12架九一式戰鬥機對中華民國空軍而言已經是個不小的戰力。
一如「一二八事變」，幕後最大力支持「閩變」的仍是日本帝國海軍。時任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主席的粵軍大老李濟深，也頻頻與離福建只有一海之隔的台灣總督府接觸，向總督中川健藏提出「軍費與軍糧援助」的申請。從日本的角度出發，蔣中正是唯一能把中國凝聚起來抗日的人，所以任何能夠動搖蔣中正治理的組織，即便是聲稱抗日的組織也能吸引到日本人的興趣。
沒想到在這關鍵的一刻，蔣中正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盟友，那就是在1895年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之際，打開城門歡迎日軍進入台北城平亂的台籍仕紳辜顯榮。辜顯榮雖然是一般人認為的「親日派」，卻似乎還有一些民族情懷，他即時發揮了影響力，說服台灣總督府與日本海軍不要介入「閩變」，替蔣中正化解了一場危機。
第19路軍得不到日軍的支援，校級以下的基層將士也不願意繼續陪表面抗日，私底下親日的李濟深與陳銘樞玩下去。中央軍得以在第19路軍底層官兵裡應外合之下於1934年1月進軍福建，推翻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讓「四個中國」變回到「三個」。辜家與中華民國的淵源，也是從這起中共與日本在幕後共同支持的「閩變」開始的，可見「一二八事變」的影響力是何等之大。
中共不只與侵略中國的日本一起支援福建獨立，還在「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初就呼籲全國民眾站出來反對中央政府，還呼籲第19路軍的官兵起來殺死他們的長官。江西蘇區的中共，也在國軍主力支援上海的時候趁機作亂，扮演的角色與1918年在德軍支持下回到俄羅斯，搞革命推翻臨時政府的列寧（Vladimir Lenin）別無二致，和他們自己宣傳的光榮愛國者形象差距甚遠。
對兩岸帶來深遠影響
「一二八事變」對大陸與台灣的發展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所有主使「閩變」的第19路軍高層，包括後來加入的李濟深在內，都在1949年後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民革」的元老。所謂的國民黨左派，其實不過就是一群面對日軍與共軍無能為力，對待自己中華民國政府卻喜歡耍狠，實際上賣國程度比起汪精衛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一群漢奸。
由於中華共和國政府垮得太快，只存在不到半年時間，他們採購的12架九一式戰鬥機由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政府接受。全面抗戰爆發後，九一式戰鬥機又在中華民國空軍第3大隊的廣西飛行員駕駛下投入對日空戰，直到全部都被打光為止。如果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被解散了的第19路軍對抗戰還算是留下了一些遺產。
第19路軍的中下層軍官，有許多在「閩變」後加入中央軍，投身對日抗戰的洪流之中。謝晉元團長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之一，不過也因為血統不夠純正的關係，他在淞滬會戰進入尾聲時率領由湖北保安隊補充的524團留守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參加過19路軍的他，最後也只能夠以死明志，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證明自己對中華民國的忠誠。
辜顯榮在協助蔣中正說服日本總督府不要介入「閩變」的同時，也積極與李濟深、陳銘樞以及中國共產黨聯繫，為他的家族打造串聯兩岸的政治資本。戰後辜振甫能與汪道涵平起平坐，打開兩岸的交流之門，一切都還是要歸功於辜顯榮在30年代打下的基礎。在那個台灣重新回歸中國還被視為笑話的時代，辜顯榮就在國共兩黨之間穿梭，他那獨到的遠見真的不能讓我們小看。
未來無論兩岸的結果是繼續維持實質獨立的現狀還是統一，相信辜家都還將繼續扮演關鍵要角，這一切都是從「閩變」開始的。而談到「閩變」，我們又不能不以「一二八事變」為源頭。這一場微不足夠的戰鬥，給海峽兩岸的政治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相信是當時的蔣中正委員長所絕對料想不到的。發起「一二八事變」的主謀鹽澤幸一海軍少將與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又如何能夠預見呢？
影響其實還超越國界
除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之外，「一二八事變」還影響了戰後韓國與越南的歷史發展。事變結束後的1932年4月29日，由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袖金九招募的韓國殺手尹奉吉，以炸彈攻擊在虹口公園紀念「天長節」的日軍將領和外交官。這次攻擊，當場炸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大將與上海日本居留民團團長河端貞次。
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將、日本陸軍第九師團師團長長植田謙吉中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日本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以及日本居留民團書記長友野盛（臉部和小腿受傷）等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炸傷。這也是為什麼1945年9月2日當天，以外務大臣身份在密蘇里號（USS Missouri, BB-63）戰艦上向盟軍投降時還必須帶著拐杖走路的原因。
尹奉吉雖然被日本方面逮捕處死，但金九領導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卻獲得蔣中正重視，並得到國民政府的援助。金九在蔣中正的勸說下，放棄了以恐怖主義為手段的抗日模式，轉而得到了派遣韓國人進入中央陸軍官校受訓的機會。後來由金九成立的的韓國光復軍，至少在大韓民國政府的官方宣傳中，為今日大韓民國國軍的前身。
此外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使用的上紅下藍中嵌黃五角星國旗，在越戰爆發後為北越在南越境內扶持的分離主義勢力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即我們所知道的「越共」所沿用。後來「越共」在南越境內成立與越南共和國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南越南共和國，仍沿用這面旗幟為國旗。「越共」以中華共和國的旗幟為國旗，極有可能是因為許多19路軍官兵在「閩變」後逃亡越南所致。
廣東在地緣上靠近越南，許多世居越南的華僑也是來自廣東，這樣的解釋其實合情合理。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對「越共」施加的影響力，其實比對北越施加的影響力還要大的原因。後來北越統一南越，以反對分離主義為由禁止了南越南共和國的旗幟，但筆者始終認為真正的原因，還是懼怕中共透過19路軍的淵源把手伸進越南。
＊作者為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