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謙觀點:一個為征服者張目,看不到台灣人的展覽

2022-01-27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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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博物館的一個小型展覽,只見殖民者視角,不見台灣人主體。(作者提供)

台灣博物館的一個小型展覽,只見殖民者視角,不見台灣人主體。(作者提供)

通常而言,我是不喜歡「歷史虛無主義」這樣一個標籤,和對動輒要給人扣上這頂帽子的做法,充滿警惕的。當在平行的辯論中,指責論敵為歷史虛無主義,或直接用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壓制發言的理由,通常也就意味著對一體多面的多元討論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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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日在新建成不久的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看到的一個臨時性小展,卻著實給了我這樣的感覺:在2020年代的台灣,居然能看到這樣一種精神扭曲的展覽被以公帑行之。且這種站位的錯亂,已不是我們通常論戰的去中國化與否、是否以台灣主體是從所能概括。

平心而論,台灣博物館鐵道部館的主題策展部分,採用了一種聚焦於鐵道系統本身,而對造成島嶼身世歸屬變遷的重大歷史事件──不論是1895年還是1945年,均輕輕帶過作為背景,基本不採取正負面立場的手法。

這種腔調,與幾年前我看到的香港歷史博物館相當類似(惟不知道香港歷史博物館現在是否歷經了改版);亦有一種對當年本地人民無從選擇、現在也難以追回改變的事態,均採取概括承認,不明顯站在中英/中日任何一方立場的,故作超脫的姿態。

考量到當前台灣的政治語境,鐵道部展的本館陳述以這樣的方式陳述,我覺得也已經有意識地做到某種模稜兩可的策展手法。

然而,令人驚詫的展出,則出在同樣位於鐵道館內的一個看似臨時性的展覽。策展單位應該還是台灣博物館本身。

這個展主要展示的是台灣的抗擊疫情成就和時間線;另外有一個分展岔出去,介紹台灣本土的傳染病和台灣歷史的關係。

台灣博物館的展覽。(作者提供)
台灣博物館的展覽。(作者提供)

其中有一大部分,展的主題是「未戰歿,攻台需先戰疫病」的各路外來侵略軍和台灣本地風土病的關係。

然而,在陳展的敘事中,不知道策展者出於何種靈魂的錯位,竟完全帶入了今天或許日本官方都不願意帶入的─日本攻台軍的視角。

在所有陳展文字中,均毫無批判和辯證地使用了當年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用以粉飾擴張行為,淡化欺壓台灣反抗軍本質的用語。

例如,在展出描繪日軍在澎湖群島砍殺當地反抗軍的畫卷時,陳展文字除了複述一遍畫卷上的「粟田大尉澎湖島馬公以佑定之銘刀大奮鬥之圖」外,就再也沒有任何對該戰役的客觀的歷史介紹──這麼一來,給予觀者的客觀效果,則是完全繼承、接受了繪圖者當年將砍殺澎湖反抗軍之舉,稱之為「大奮鬥」的脈絡。

展覽中的攻擊馬公城圖。(作者提供)
展覽中的攻擊馬公城圖。(作者提供)

同樣的,在「台灣賊兵降伏之圖」的展出中,除了直接展出這是一張「台灣賊兵降伏之途」外,就再也沒有其他任何站在今日視角、站在反殖反侵略視角,和站在一個最基本的台灣人的視角的說明文字。

而在介紹日本攻台軍的領軍者能久親王在台因瘴癘病亡時,整篇關於能久親王的敘事,更充滿不知從何而生的歷史的同情,

在攻台和鎮壓本島反抗的推進地圖上,直接襲用了「御進軍行程一覽圖」的當時詞彙,作為今日陳展的正式名稱;在懸掛台灣神社字樣的說明文字上,更不加批判地,把日軍1895年的攻台佔領之役種種,逕以當年的語彙稱之為「征台行跡」,直接載入陳展文字當中。

當然,在歷史陳展當中,把當時的原詞彙,包括種種文宣內容的原樣展示在今人眼前,有其相當的史料學的意義。

但是,把當年的原詞作為史料呈現,並加之以說明文字,進行帶有今日立場的詮解;和直接把當年的史觀,不加辨析地就作為策展說明文本身,植入今人的腦中,是完全不同的事。

展覽中的「降伏『台灣降伏台灣賊兵圖』」(作者提供)
展覽中的「降伏『台灣降伏台灣賊兵圖』」(作者提供)

往大了說,以公權力運營之展覽空間、以公帑所策之展,展出這樣替征服者張目,視台灣人為賊兵、視殺戮澎湖人為「大奮鬥」的展覽,我覺得是不可接受的。這喪失了政府之所以作為政府的一個基本立場,甚至也與今日台灣在東亞棋局中的中日美軸線如何選擇無關,而更關乎台灣人怎麼看待自己的歷史,怎麼看待曾經在這座島嶼上持刀槍「出入」、輪流對島嶼遂行「領有」的各路勢力。

從這個展間走出來,很有一種從「始政40年台灣總督府博覽會」走出來的穿越感。

看著各路帝國主義攻略台灣的侵略軍,被某種狀似時髦、帶有超脫地賣弄的花腔,稱之為「帝國遠征軍」;再將牡丹社事件、清法戰爭、日軍攻台戰爭等三段台灣遭外力相逼的歷史,都稱之為「帝國榮光凱旋」,然後再論述「帝國榮光凱旋」的背後,「遠征軍」們是怎麼苦手於抗疫,病死多於戰死的,更有如此感覺。

對於這個展的偏誤之處,我不想廉價地用所謂「戀殖」或「親日」的標籤一貼了之。

因為,如果說某人是戀殖,那麼至少,有此心態之人,還是一個被殖民的客體;所謂的戀殖言說,考慮和拿捏的,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有的時候,這種戀殖之言甚至是出於身處某種歷史夾縫場所的無奈,或遭強暴所迫而言之。

然而在2022年的台灣,當今之日本早對台灣無君臨之威;台灣知識分子亦無什麼太多身處夾縫中的場所的悲哀可拾。

更何況,這一陳展中所犯的言說位置的謬誤,根本不是被殖民者─殖民者的關係所能詮釋,而是直接站到了當年日軍占領軍一方,宛如能久親王隨軍記者般的筆觸那樣來記錄當年的所謂征台,而毫無台灣主體的身影露出───除了在陳展語境下令人惋惜地,使能久親王、拔孤等人,最後均死於台灣的台灣傳染病之外。

這個小展,是一個從頭到尾看不到台灣人的展覽───既沒有台灣人的身影,也毫無台灣的立場。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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