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前行政院長李煥生前描述，蔣經國晚年曾跟他吐露他有三個心願，除改革國民黨及兩岸民間交往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除戒嚴，蔣說，「我要解除戒嚴。我們戒嚴已經四十多年，台灣同胞算是好的，否則的話早就要革命了」。「隨著挑戰國府法統的民主化呼聲日益高漲，蔣經國要以『革新保台』的開明形象取得民心的支持，又要設法安撫黨內頑固保守勢力的情緒，可謂費盡心思。」雖然蔣經國給外界政治強人的形象，但未必能夠完全不在意黨內大老的反撲聲浪。在一來一往的過程中，蔣經國的選擇有其不得已，也有他盱衡國內外情勢後，所做的政治判斷。
一切如同林孝庭在373-374頁所陳述的，「1949年以『流亡異鄉』的心態來台避禍，對島上的一切感到新奇。經歷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以『國家安全』之名逮捕台籍菁英，六〇年代改善與台人關係，七〇年代在內憂外患中開啟『本土化』工程，以及八〇年代順應潮流，全面推動民主化，這其中或許出於無奈與被動，或許內心不時夾雜著猶疑、掙扎與路線擺盪，然而若沒有他以政治強人的高度，在生命最後的階段奮力打開新局，則其亡故後，無論誰繼承其位，都將缺乏足夠的威望與膽量來達成此目標。當蔣經國晚年脫口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時，除了流露她對這片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之私人情感，以及從『異鄉人』到『本地人』的心境轉折之外，又何嘗不是國府遷台後，出身並受益於威權體制的政治強人，親手終結數十年威權統治格局、讓台灣得以走向真正民主的總紀錄。」
當初假如他所挑選的副手並非李登輝，是否今日的台灣，完全是另一種面貌？倘若晚年，他仍堅持以蔣介石的法統自居，繼續讓威權體制存續，不在生命的晚期親手戳破民主革新的門扉，那麼李登輝是否又能輕易地在國民黨大老尚存的時代，逐步推倒威權高牆，獲得「民主先生」的美名？
是的，台灣今日的民主成就，不能以「歸功」二字，形容受益於威權時代的蔣經國。但是，在他晚年對於前仆後繼的民主呼聲，採取和緩的作為，不繼續硬幹到底，卻是可以用「不可否認」來形容他睿智的政治判斷。他主政時期的錯誤，我們必須記取反省；但他對中華民國政權在台澎金馬的存續，讓台灣倖免於中共的統治，也有旁人難以取代的貢獻。面對過去威權歷史留下來的冤錯假案，得加快腳步進行，將真相還給關係人士，並給予適切的平反與補償。最後，必須說的是，在婆娑之島面臨驚濤駭浪的時代，換做是我們，也未必能夠做出最佳的抉擇。尤其蔣經國晚年受到糖尿病的折磨，還得面臨國內外變局的考驗，若無超乎常人的堅忍意志，應是禁不起這樣的多重磨練。總結他一生，是真的做到他父親臨終前給他的遺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而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無法忽視技術官僚的前瞻與專業，但同時也必須體認到，有無數台灣人民的辛勤，以勤奮努力的精神，為台灣創造世界的經濟奇蹟。也許如同柯文哲曾經所說，「即使我們有不同的過去，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繼續走向共同的未來」。期盼隨著愈來愈多歷史真相的揭露，我們能夠以更客觀、全面的角度，看待蔣經國主政時期的種種作為，給予他應有的歷史評價。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二年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