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重點集中在對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思考上，由此他也特別注意對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在美國時曾多次和胡適談到過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佃農等問題，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以前在北平時，我曾寫過好幾篇文章在獨立發表，提倡耕者有其田。近來思之，此並未抓到癢處。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在農場太小（平均廿二畝，約英畝三畝半）在此處種小農場上，無論自耕或佃耕，對於生活程度均無法有顯著的改良。解決農民問題，應從別處著手。」在給胡適的另一信中，吳景超為胡適詳細解釋了中國的佃權問題：他的結論是「以上所舉的例，可以說明中國的社會中，頗有保護佃農利益的辦法，惜手邊沒有土地法，不知現在法律，對於永佃權是如何處置了。」
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思考的都是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學術研究的這個特點，胡適非常看重他。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胡適給翁文灝、蔣廷黻和吳景超的信中曾說：「我對於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曾出現過短暫的「好人政府」，據何廉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翁文灝出長行政院長時，「還有兩三位秘書或參事遴選自大學教授中，這主要是在翁文灝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期間來的。一位是吳景超，是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另一位叫張銳，是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市政的專家，當時是南開大學教授。」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晚，胡適又通過翁文灝轉給吳景超一信：
景超兄：
你匆匆走了，我不知道走水走陸，故不曾寫信去送行。你們臨行，我想發電報去送行，又因為同行人太多，怕有人看了介意，所以索性不打電報了。
你究竟何時回來？回來作何計畫？我們從前談的到北大教書事，有沒有值你考慮的嗎？你若能來，請你寫航空信給我，或打電報（China found， Peiping，Hushih）（中基會，北平，胡適）給我。
《獨立》已出五期，已寄交倫敦大使館轉寄了。
你們若能抽空寫點文字寄來，最歡迎。
第231、232、233期轉載了你的〈工業化〉一文，其窘可想！你們不哀憐我們守老營的人嗎？
子纓、受頤都未回國。餘剩的「新班子」都沒有「老班子」的文筆光芒，奈何！
祝你們都好
適之 廿六，五，十七夜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胡適對吳景超的感情，《獨立評論》時期，他們結下了很深的友誼。據說，一九四九年之際，蔣介石曾讓人捎信給景超先生，希望他能隨國民黨撤到南方，後來胡適還派人送來兩張飛機票，動員他一路同行。但吳景超不但絲毫沒有動搖，而且勸胡適也留下來，可惜胡適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一九四九年，吳景超還不到五十歲，他本來想以自己對中國社會的研究，為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才智，但時代卻沒有再給他機會。吳景超的主要學術成就完成在一九四九年前，他在後來的歲月裡，在學術上沒有更多收穫。
＊作者謝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已退休）。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問題研究。著有《儲安平與<觀察>》《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錢鍾書交遊考》《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