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三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的一次茶會上曾有一個長篇發言，專談自由主義，他對當時《自由中國》介紹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贊同。胡適對自己早年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行了反思。他特別提到了他的一個身為公務員的朋友給他的一封長信。胡適引述這個朋友的話說：「中國士代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羡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吳景超的學生，社會學家李樹青曾說：「在清華任教期間，吳先生感到中國是一個人庶眾多、生產落後的國家，在開發的途徑上，不易採用英美的資本主義方式，無論如何，他認為蘇聯的歷史經驗，雖無足法式，卻是值得借鏡的。」
吳景超在行政院從政的時候，看到過國民黨腐敗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對國民黨沒有什麼好感。他最後決定留下來，也與他的經歷有關。李樹青說，一九三五年底，吳景超「離開清華教職，隨同翁文灝、蔣廷黻諸人到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希望把專門學識，貢獻國家，增強團結力量，從事抗戰。這次輟學從政，當時胡適之先生曾堅囑要以『寶師自處』『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領袖』的程度。所謂『出山要比在山清』」。李樹青又說：「吳先生則經常為部長撰述應酬文字，準備講稿，過忙時則由筆者捉刀。為著指導輿論，這時吳先生還以公餘之暇，主編一份頗具影響力的週刊《新經濟》。」李樹青認為，在重慶時「吳先生派我掌管由中外各方送來的機秘經濟情報。並囑將外文部分譯成中文，加以編整，每月出版一冊《經濟彙報》，關交各政府機關參考。在當時英文情報中，常暴露重慶達官貴人的貪污不法行為，特別涉及英美兩國為維護中國法幣價值的巨額借款，如何監守自盜，在香港挖取外匯，從中謀利。當我接獲很多此類情報，而請示如何處理時，吳先生說：『據實編篡發表』。」
吳景超雖然曾是政府中人，但對於政府的問題，他批評起來，則毫不客氣。《世紀評論》創刊號就發表過吳景超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第三期還發表了〈苛政猛於虎也〉，吳景超根據他完成的對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稅政調查的結果，據實批評了政府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