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也給胡適寫過許多信，他在和胡適的通信中曾說過，他很留意中國工業中的許多問題。他說「我現在的工作集中在讀書與訪友，希望一年以後可解決若干問題。（如外資利用、資源控制、工廠位置等實際的問題。）」
上世紀三十年代，吳景超在思想上和胡適有許多共同之點，特別是在對國共問題的解決上，吳景超和胡適的想法大體相同。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昨晚對中國學生會演講，有人問我國共問題如何解決，大家均以外患消除後，內戰再行發生為慮。我說，國共問題，應在中日問題解決之前解決。大約在德國解決以後，國內應有一種運動，使國共問題明朗化。共黨應取消軍隊，取消邊區政府，中央則與以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如共黨不肯接受此項條件，則將來向日本反攻時，一方面趕走日本軍隊，一方面即肅清紅軍。如將山西日軍趕走時，同時即肅清共產黨的游擊隊。（共軍現在都在佔領區內）如此則日本問題解決之日，亦即共黨軍隊肅清之時，亦即全國團結努力建設之時。此種意見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吳景超在給胡適的另一信中認為，原來他曾想把前述對國共問題的看法在美國的一個座談會上發表，但又感到「今細思之，自以謹慎為是。惟此種大題目，每一個愛國的人，難免不時時的想到他。以前我常想到共產黨可以發展成為一合法的反對黨。後來聽到你的議論，覺得這一著對於民治在中國的推進，並無多大貢獻。所以如何處置這一黨派，實是一大難題。」
吳景超早年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是認同胡適的。但四十年代中期以後，吳景超與胡適出現了分歧。他後來沒有和胡適走相同的道路，可能也與對胡適的看法有關。
吳景超在當年的社會學學者當中，經歷比較獨特，他有多年從政的經驗，他所受到的影響，可能較多來自於翁文灝和當時的資源委員會。
研究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需對當年資源委員成員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給予注意。資源委員會成員後來多數成了四十年代著名《新路》雜誌的參預者。因為這些人不同於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多數是經濟學家和工程師，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的重要性，不體現在政治思想上，而體現在經濟思想上。資源委員主要成員以留英學生為主，他們多數出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很多人是四十年代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重大影響的哈樂德·拉斯基的學生。他們經濟思想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計劃經濟都有好感。在當年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當中，作為一個群體集中留下來的，就是資源委員會。他主要成員的政治選擇，也許與他們對計劃經濟和對蘇聯經濟的好感有關，這可能就是他們致命的弱點。從教育背景上說，吳景超和資源委員會的許多人不同，但他們長年在一起共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