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初，上海《新民晚報》周忱先生突然約我去安徽歙縣，參加紀念吳景超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我退休後極少再參加學術活動，但周忱兄的熱情和吳景超的命運還是促使我下了決心。
歙縣官方對吳景超先生的學術地位表現出了很高興趣，座談會開得非常成功。會後我還去吳景的故居參觀，也到他的墓地憑弔。故居和墓地雖略有保護，但冷清是基本感覺，一個學者的命運和他的事後哀榮，很難與他的學術成就相配，在中國尤其如此。這樣一位大師級的學者，他身後的清冷，似不及一個地方的革命小官，想想也頗令人感慨。不過世間總有人會為寂寞的學者抱不平，他們努力讓更多人走近這樣的學者。呂文浩先生近年致力搜集吳景超的所有文獻，除公開印行的幾種外，正著手編《吳景超文集》。上海周忱先生本與吳景超先生沒有關係，但出於對他的景仰，費心操辦了這次座談會。
我從歙縣回到廈門，即看到蔡登山先生編的《劫後災黎》《社會觀察》兩書的出版消息，雖屬巧合，卻也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結果。吳景超早年的這兩本書，多年沒有重印過，登山先生近年頗留意中國近現代文人掌故和筆記，他選文的眼光異常獨特，常見的不選，易見的不選，文筆欠佳的不選。他選的均是既有思想又具文筆的佳作。吳景超先生雖以社會學研究名世，但他早年也是小說、詩歌、翻譯的全才，留下了大量傑出的作品。
吳景超是安徽歙縣人，字北海。一九零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生。幼年在家鄉受初級教育。一九一四年入南京金陵中學就讀。第二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一九二三年夏天赴美國，入明尼蘇達大學，主修社會學。後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一九二八年回國。一九三一年秋，任清華大學教授。一九三二年任教務長。一九三五年底離開清華，隨翁文灝等赴南京，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遷至重慶，任經濟部秘書。一九四五年任戰時物質管理局主任秘書。一九四六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一九四七年重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一九五二年調任中央財經學院教授。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五三年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最早設立社會學系的大學之一，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美國社會學研究的中心。吳景超一九二八年回國，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講授社會學原理及都市社會學課程，著有《都市社會學》一書。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批社會學者從國外學成歸國。他們認為社會學的理論分析和調查研究方法對於理解和處理中國的社會問題有很大的幫助，他們鼓吹在中國的大學裡設置社會學系，多開社會學課程；組織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工作人員成立社會學會。吳景超就是當時的宣導者之一。他曾同孫本文、吳澤霖、潘光旦、楊開道、言心哲、李劍華、柯象峰、許仕廉、陳達、吳文藻等學者先後發起組織「東南社會學社」和「中國社會學會」，並出版專業性的社會學雜誌。一九三一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時，第一屆理事只有九人（孫本文、許仕廉、吳景超、吳澤霖、陳達、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錢振亞），孫本文為理事長，許仕廉為副理事長，吳景超為書記。當時中國社會學社每年開大會一次，分別在南京、上海或北平舉行。第五屆年會時吳景超為理事長。吳景超在第一屆年會上宣讀的論文是〈對於研究人類遺傳的批評〉。
吳景超早年在學術上的貢獻是他關於都市社會學的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唐人街的。在這方面，吳景超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一書，曾受到孫本文這樣的評價：「我國關於此方面著作，經吳景超氏的都市社會學為最早。此書系拙編社會學叢書之一，於民國十八年八月由世界書局出版。全書四章八十四頁，雖篇幅不長，而內容極簡明扼要。」孫本文認為，吳景超的這本書有兩個特長。第一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他開宗名義，就說明都市區域的概念，以及都市與附庸溝通的現象。使學者瞭解都市的存在與發展，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本身與其附庸區域交相作用的結果。又其討論都市內部的生活，時時注意環境與行為的關係。第二、注意研究方法。他以為研究都市，不是空談，而必須從實際研究下手。所以他舉出地圖記載，與發展史的調查，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欲使學者瞭解都市問題的解決，與理想的都市的實現，須從切實研究下手。孫本文說：「此可以知道吳氏此書的內容要點。吳氏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Robert E·Park）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這書多少含有芝加哥學派的意味。」
吳景超早年的學術生活和胡適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吳景超一生中，胡適是最早發現吳景超的學術才能並在後來給他以很多幫助的人。吳景超三十年代離開清華隨翁文灝到行政院任職，就有胡適的原因在其中。一九五五年，在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吳景超給《光明日報》寫過一篇文章〈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在自我批判時，他講了自己和胡適的關係。雖是壓力下帶有自毀性質的檢討，但也從一個側面陳述了當時的一些基本史實。
吳景超和胡適是同鄉，歙縣和績溪相去不遠。 吳景超一生的思想和學術，受胡適的影響最大。吳景超比胡適小十歲，胡適辦《獨立評論》的時候，在年輕一輩人當中，最為看重的一個是陳之邁，一個是吳景超。胡適在《獨立評論》關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就非常欣賞陳之邁和吳景超的言論。胡適曾有這樣的評價：「一大堆舊報裡，最使感覺興趣的是一班朋友在三四十天裡發表的討論『民主與獨裁』的許多文章……這討論了一年多的老題目，這回經過了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尤其是吳景超、陳之邁兩先生的清楚明銳的分析——已可算是得著了一點新的意義了。吳景超先生把這個問題分成三方面：（一）中國現在行的是什麼政制？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二）我們願意要有一種什麼政制？這是一個價值問題。（三）怎樣可以做到我們願望的政制？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他的結論是：在事實上，『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的政治，而在這一黨獨裁的政治中，少數的領袖佔有很大的政治勢力』。在價值問題上，『中國的知識階級多數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國民黨在理論上，也是贊成民主政治的』。在技術問題上，他以為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還未完備，但『大部分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說過這樣的話：「《獨立》三周年紀念號出版。晚上有聚餐會。陳之邁與熙若在座。之邁今年才二十八歲，他的文筆思想都不壞，是今日學政治的人之中的一個天才。我近來特別注意他，想把他拉進《獨立》社來，將來他和景超、廷黻三人在一塊，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編輯部了。」
胡適後來確實把他們都拉進了《獨立評論》雜誌社，陳之邁和吳景超不僅成了《獨立評論》的主要作者，還成了它的編者。吳景超曾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說：「適之先生：六號快信收到。之邁編完176號，即起程赴青……於是獨立的編輯又到我的頭上來了」。胡適對他們的期望一是想讓他們在學術上做出更大的成就，再就是希望他們從政，讓他們在政府中發揮學者的作用。胡適的這一想法，從臺灣後來的經濟起飛和它的民主化進程當中，可以看到胡適眼光的深遠和敏銳。
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胡適對當時金元券失策表示非常關切，曾向翁文灝、蔣介石推薦過吳景超、蔣碩傑和劉大中。蔣碩傑回憶說：「原來那晚席間，胡先生就直接向總統陳述經濟問題對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薦吳景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劉大中和我。」蔣碩傑說：「胡先生要吳景超先生和我們同去南京，想是因為我們兩人都還年輕，閱歷不多，去南京這麼複雜的環境中，恐怕會暈頭轉向不知何所適從。所以要一位年事較長、有政治經驗的人做嚮導，吳先生在抗戰時期在翁先生下面做經濟部參事多年，現在又和我們同是《新路》的編輯委員，應該是最合適的人了。那知吳先生雖然跟翁先生多年，卻對翁先生非常不滿，當天晚上他就和大中說翁先生這人他無法服侍，此時去南京一定毫無用處。他很容易就說服了大中。第二天一早，大中就打電話來說他們兩人已決定不去南京，如果我願意去的話，就一人去好了。我和胡先生商量以後，也只好決定不去。」
蔣碩傑的回憶大體是可信的，錢昌照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說過「吳景超在經濟部任參事，與翁相處不好，常挨駡。」雖然胡適這次推薦沒有能成為事實，但從中可以看出胡適對年輕一輩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研究者對政府決策中的關鍵作用。胡適推薦的三個人當中，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來到了臺灣，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而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揮出他作為一個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他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
吳景超在美國留學時和胡適多有往來，他把胡適作為他在學術的老師來看待。《胡適的日記》中常見這樣的記載：「讀吳景超〈中國工業問題的檢討〉，好得很」。「今天張曉峰（其昀）從華府回來，他來看我，說：『他和吳景超閒談，他主張要把中央研究院脫離政治，恢復學術獨立；他們主張要我回去做院長」。「寫了幾千字的長信給吳景超兄。他新任戰時生產局秘書長，就要回國了。」
吳景超也給胡適寫過許多信，他在和胡適的通信中曾說過，他很留意中國工業中的許多問題。他說「我現在的工作集中在讀書與訪友，希望一年以後可解決若干問題。（如外資利用、資源控制、工廠位置等實際的問題。）」
上世紀三十年代，吳景超在思想上和胡適有許多共同之點，特別是在對國共問題的解決上，吳景超和胡適的想法大體相同。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昨晚對中國學生會演講，有人問我國共問題如何解決，大家均以外患消除後，內戰再行發生為慮。我說，國共問題，應在中日問題解決之前解決。大約在德國解決以後，國內應有一種運動，使國共問題明朗化。共黨應取消軍隊，取消邊區政府，中央則與以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如共黨不肯接受此項條件，則將來向日本反攻時，一方面趕走日本軍隊，一方面即肅清紅軍。如將山西日軍趕走時，同時即肅清共產黨的游擊隊。（共軍現在都在佔領區內）如此則日本問題解決之日，亦即共黨軍隊肅清之時，亦即全國團結努力建設之時。此種意見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吳景超在給胡適的另一信中認為，原來他曾想把前述對國共問題的看法在美國的一個座談會上發表，但又感到「今細思之，自以謹慎為是。惟此種大題目，每一個愛國的人，難免不時時的想到他。以前我常想到共產黨可以發展成為一合法的反對黨。後來聽到你的議論，覺得這一著對於民治在中國的推進，並無多大貢獻。所以如何處置這一黨派，實是一大難題。」
吳景超早年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是認同胡適的。但四十年代中期以後，吳景超與胡適出現了分歧。他後來沒有和胡適走相同的道路，可能也與對胡適的看法有關。
吳景超在當年的社會學學者當中，經歷比較獨特，他有多年從政的經驗，他所受到的影響，可能較多來自於翁文灝和當時的資源委員會。
研究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需對當年資源委員成員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給予注意。資源委員會成員後來多數成了四十年代著名《新路》雜誌的參預者。因為這些人不同於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多數是經濟學家和工程師，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的重要性，不體現在政治思想上，而體現在經濟思想上。資源委員主要成員以留英學生為主，他們多數出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很多人是四十年代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重大影響的哈樂德·拉斯基的學生。他們經濟思想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計劃經濟都有好感。在當年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當中，作為一個群體集中留下來的，就是資源委員會。他主要成員的政治選擇，也許與他們對計劃經濟和對蘇聯經濟的好感有關，這可能就是他們致命的弱點。從教育背景上說，吳景超和資源委員會的許多人不同，但他們長年在一起共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一九五四年三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的一次茶會上曾有一個長篇發言，專談自由主義，他對當時《自由中國》介紹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贊同。胡適對自己早年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行了反思。他特別提到了他的一個身為公務員的朋友給他的一封長信。胡適引述這個朋友的話說：「中國士代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羡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吳景超的學生，社會學家李樹青曾說：「在清華任教期間，吳先生感到中國是一個人庶眾多、生產落後的國家，在開發的途徑上，不易採用英美的資本主義方式，無論如何，他認為蘇聯的歷史經驗，雖無足法式，卻是值得借鏡的。」
吳景超在行政院從政的時候，看到過國民黨腐敗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對國民黨沒有什麼好感。他最後決定留下來，也與他的經歷有關。李樹青說，一九三五年底，吳景超「離開清華教職，隨同翁文灝、蔣廷黻諸人到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希望把專門學識，貢獻國家，增強團結力量，從事抗戰。這次輟學從政，當時胡適之先生曾堅囑要以『寶師自處』『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領袖』的程度。所謂『出山要比在山清』」。李樹青又說：「吳先生則經常為部長撰述應酬文字，準備講稿，過忙時則由筆者捉刀。為著指導輿論，這時吳先生還以公餘之暇，主編一份頗具影響力的週刊《新經濟》。」李樹青認為，在重慶時「吳先生派我掌管由中外各方送來的機秘經濟情報。並囑將外文部分譯成中文，加以編整，每月出版一冊《經濟彙報》，關交各政府機關參考。在當時英文情報中，常暴露重慶達官貴人的貪污不法行為，特別涉及英美兩國為維護中國法幣價值的巨額借款，如何監守自盜，在香港挖取外匯，從中謀利。當我接獲很多此類情報，而請示如何處理時，吳先生說：『據實編篡發表』。」
吳景超雖然曾是政府中人，但對於政府的問題，他批評起來，則毫不客氣。《世紀評論》創刊號就發表過吳景超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第三期還發表了〈苛政猛於虎也〉，吳景超根據他完成的對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稅政調查的結果，據實批評了政府的做法。
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重點集中在對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思考上，由此他也特別注意對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在美國時曾多次和胡適談到過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佃農等問題，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以前在北平時，我曾寫過好幾篇文章在獨立發表，提倡耕者有其田。近來思之，此並未抓到癢處。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在農場太小（平均廿二畝，約英畝三畝半）在此處種小農場上，無論自耕或佃耕，對於生活程度均無法有顯著的改良。解決農民問題，應從別處著手。」在給胡適的另一信中，吳景超為胡適詳細解釋了中國的佃權問題：他的結論是「以上所舉的例，可以說明中國的社會中，頗有保護佃農利益的辦法，惜手邊沒有土地法，不知現在法律，對於永佃權是如何處置了。」
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思考的都是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學術研究的這個特點，胡適非常看重他。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胡適給翁文灝、蔣廷黻和吳景超的信中曾說：「我對於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曾出現過短暫的「好人政府」，據何廉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翁文灝出長行政院長時，「還有兩三位秘書或參事遴選自大學教授中，這主要是在翁文灝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期間來的。一位是吳景超，是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另一位叫張銳，是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市政的專家，當時是南開大學教授。」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晚，胡適又通過翁文灝轉給吳景超一信：
景超兄：
你匆匆走了，我不知道走水走陸，故不曾寫信去送行。你們臨行，我想發電報去送行，又因為同行人太多，怕有人看了介意，所以索性不打電報了。
你究竟何時回來？回來作何計畫？我們從前談的到北大教書事，有沒有值你考慮的嗎？你若能來，請你寫航空信給我，或打電報（China found， Peiping，Hushih）（中基會，北平，胡適）給我。
《獨立》已出五期，已寄交倫敦大使館轉寄了。
你們若能抽空寫點文字寄來，最歡迎。
第231、232、233期轉載了你的〈工業化〉一文，其窘可想！你們不哀憐我們守老營的人嗎？
子纓、受頤都未回國。餘剩的「新班子」都沒有「老班子」的文筆光芒，奈何！
祝你們都好
適之 廿六，五，十七夜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胡適對吳景超的感情，《獨立評論》時期，他們結下了很深的友誼。據說，一九四九年之際，蔣介石曾讓人捎信給景超先生，希望他能隨國民黨撤到南方，後來胡適還派人送來兩張飛機票，動員他一路同行。但吳景超不但絲毫沒有動搖，而且勸胡適也留下來，可惜胡適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一九四九年，吳景超還不到五十歲，他本來想以自己對中國社會的研究，為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才智，但時代卻沒有再給他機會。吳景超的主要學術成就完成在一九四九年前，他在後來的歲月裡，在學術上沒有更多收穫。
＊作者謝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已退休）。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問題研究。著有《儲安平與<觀察>》《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錢鍾書交遊考》《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