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尋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
吳景超的歷史情懷雖然由來已久，也做出了相當的成績，但在他看來，這些還都只能算是他的「副業」。更能引起他投入時間、精力和熱忱的是如何解決當時中國的出路問題。他當時的想法就是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
吳景超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時期（1925-1928）正值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形成時期。那時他的老師派克（R.E.Park）、伯吉斯（E.W.Burgess）等教授力倡都市社會學研究，他們指導學生圍繞芝加哥城進行專門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研究著作。吳景超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同化與共生》運用芝加哥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同化」、「共生」對美國華僑的移民過程和適應過程做出了極其詳盡的分析，可以說是芝加哥學派影響中國社會學最早的作品。吳景超研究唐人街，並沒有停留在唐人街，其最後一章〈從世界範圍看華人遷移〉也有探討海外移民對於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作用。
吳景超回國之後，以提倡工業化、都市化著稱於學術界和思想界。他依據人口密度與職業分配，將世界各國分為四種類型：人口密度高、農業人口少的為第一種，以英、德為代表；人口密度低、農業人口少的為第二種，以美、加為代表；人口密度低、農業人口多的為第三種，以俄為代表；人口密度高、農業人口多的為第四種，以中、印為代表。其中第四種國家生活程度最低，提高起來也最為困難。為此，他提出了「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著名論斷。20世紀30年代吳景超用了很多精力闡述發展工業與發展都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和各種重農論展開了多年的思想論辯。在他看來，中國是農業國家本屬客觀事實，但把農業作為立國之基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何況農業本身的進步亦須借助工業化和都市化提供的動力和條件。抗戰全面爆發以後，發展工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愈益為人們所認識。此時，吳景超恰新自歐洲考察歸來，他提出國防工業重於民生工業的基本看法，希望中國能夠效法德國和蘇聯工業化的成功榜樣，以國防工業、重工業樹立整個工業的基礎，增強國民經濟的整體實力，保護民生工業的成果不被侵略者的炮火毀於一旦。
從抗戰時期至國共內戰時期，吳景超集合研究中國工業化的資源基礎、資本基礎、人才基礎以及區域佈局等具體問題。他的每一項研究皆以大量的事實和資料為基礎，同時參照歐美先進國家發展中的經驗。經過大量資料計算之後，他認為中國通過國內生產剩餘積累資金來進行工業化建設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力主大量引進外國投資來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從抗戰後期起，他就不斷呼籲積極爭取將美國戰時剩餘的資本和機器設備轉移到中國來促進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在為何要利用外資上，他細緻分析中國利用外資之益，駁斥了盲目排斥外資的民族主義論調。他認為，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之前，外人在華設廠是一件利弊互見的事情；而在不平等條約取消之後，則是利多害少；我們決不可把外人在華設廠和其他外人在中國享受的不平等特權等量齊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