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在校園文壇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其寫作遍及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新聞評論等諸多體裁，和聞一多、梁實秋等清華文學社的朋友有非常密切的往來。不僅如此，據梁實秋描述，當時吳景超「好讀史遷，故大家稱呼之為太史公」。不過，頗具改造社會情懷的吳景超沒有沿著他已初步表現出興趣和特長的文史方向發展，1923至1928年，他先後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社會學，最後獲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吳景超學了社會學，不免讓當年一起在文壇並肩作戰的若干好友感到惋惜，他的好朋友梁實秋常說：「景超是個頂聰明的人，學什麼都好，只是不應該去學社會學！」對此，胡適辯解道：「實秋對於社會學是有成見的；可是我們每讀吳景超先生的文章，總覺得社會學應該是『學什麼都好』的頂聰明人才配學的。不知實秋先生以為何如？」
三、「太史公」的歷史社會學研究
其實，吳景超雖以社會學為業，但他早年的文史功底並沒有「浪費」。吳景超的文字簡練質樸而生動流暢，沒有社會科學論著常見的那種艱深晦澀，可能與他早年鍾情文史且多年辦刊的經歷不無關係。拙編《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出版以後，《新京報》的評論稱「如果你讀社會科學圖書的熱情曾經被其冗雜傷害過，吳景超可能會改變你的看法」。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鍾祥財教授在前不久舉行的會議發言中感歎，吳景超在學理論述的文章不經意間會蹦出這樣富於文采的句子：我不願意看到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聯姻，而願意他與價格機構百年偕老。不少人知道吳景超是中國都市社會學的先驅並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研究上做出重要貢獻的社會學家，但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一位對漢代歷史情有獨鍾並做出獨特貢獻的社會學家。留學回國後的最初六七年間，吳景超發表了不少以社會學眼光來研究漢代歷史的論文，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在《社會學刊》連載兩期的長文〈兩漢的人口移動與文化〉，在《清華學報》發表的力作〈西漢的階級制度〉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涉及婚姻、家庭、內亂、社會流動與人口遷移對文化傳播的影響、人才升降以及社會分層等，發表之後，在學術界、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如〈兩漢寡婦再嫁之俗〉一文，被同行評為「堪稱很有價值的分析」，某些分析「確是精審之談」。再如〈西漢的階級制度〉在《清華學報》剛剛發表，就被《食貨》半月刊節選轉載了討論奴隸制度的部分，以〈西漢奴隸制度〉為題再次發表。編者陶希聖在「編輯後記」裡點出了發表擇要再次發表這篇論文的用意：「〈西漢奴隸制度〉一文，否定西漢為奴隸社會，也否定為封建社會。我得到吳先生的同意，把這篇從《清華學報》十卷三期節載下來。讀者當注意的是，他用的方法和他用的工夫的精細。」也就是說這篇論文討論的是當時中國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得出了有別於他人的一家之言，而且方法新穎、分析細膩。不僅如此，吳景超在1930至40年代和當時史學界的領軍人物傅斯年多次書信往來，討論漢代歷史。其中1942年3月至10月，吳景超和傅斯年圍繞漢代地方制度的討論信函多達六通，約17，000字，這在吳、傅二人的論學書簡裡都是空前的。傅斯年將吳景超的來信和自己覆信的底稿裝訂成冊，保存在身邊，一直帶到臺灣，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檔案」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