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1901-1968）是一位在社會學專業領域和公共輿論界頗著聲名的人物，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長期以來知道他的人不多。不過，最近十多年來，情況已經有了一些改觀。北京商務印書館先後於2008年和2010年出版了吳景超的名著《第四種國家的出路》，2020年又出版了拙編《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收錄他全部著作、譯作、文章，能夠全面反映他的學術成就和生命軌跡的《吳景超全集》也被列入出版計畫。
2021年是吳景超誕辰120周年，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我們如果毫無表示，不僅是愧對先賢，也是愧對今人和後人。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早在2020年底，我和一些朋友就在籌畫著為傳播吳景超、普及吳景超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我們努力推動工作的同時，也有很多我們事先不瞭解的相關工作同時進行。所有這些事情彙聚在一起，使得2021年成為近年來促進公眾瞭解吳景超最為重要的一年。我想借年終盤點之機，把本年發生的主要紀念活動做一概略式的回顧，同時把個人這些梳理吳景超生平事蹟的主要收穫向讀者朋友們做一簡要的彙報。希望這篇小文能夠為那些對吳景超缺乏基本瞭解的朋友們打開一扇窗戶。
一、2021年紀念活動掠影
感謝新民晚報社社區版周忱社長，率先在3月3日，即吳景超生日的前兩天，發表了拙文〈觀婚姻家庭之變的社會學家吳景超〉，並在「編者按」裡預告了即將在吳景超的家鄉——安徽省歙縣——召開吳景超誕辰120周年紀念座談會的消息。
感謝「學人」公眾號的黎振宇主編和孫緒謙編輯，在3月5日吳景超生日當天，在「學人光影」欄以豐富的照片和文字素材將吳景超的生平事蹟予以介紹。這些照片，有我從家屬手裡搜集來的，也有我從吳景超留學時期明尼蘇達大學校內刊物上的找到的，不少照片是第一次發表。對吳景超研究有素的閻書欽教授看完這期介紹後感歎：讀過吳景超很多文章，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吳景超的照片！1922年梁實秋、吳景超、周作人等人在《晨報附刊》上討論「醜的字句是否可以入詩」，7月15日出版的《晨報附刊》第4版以〈一封討論醜的字句的信〉為題發表了吳景超致梁實秋的一封信。全信內容被放在公號推送文章之中。
感謝中華讀書報王洪波副總編輯，他慨然拿出一個半版的篇幅推出「紀念吳景超誕辰120周年專題」，發表了王君柏、趙妍傑、高永沛、葛飛坤等四位學者的紀念文章，這些文章分別對吳景超的城鄉關係論、婚姻家庭論、官僚資本論進行梳理和闡釋。
北京、上海的紙媒和網媒的這些紀念活動引起了社會上普通讀者的不少關注，學術機構的紀念活動隨之而來。出於延續百年清華文脈的考慮，吳景超的母校和長期任教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在10月30日舉辦了「吳景超與中國社會學」紀念研討會。會議分為清華大學和歙縣兩個會場，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開展。吳景超的家鄉政府部門、親屬代表、同鄉後輩代表以及王天夫、張玲霞、周飛舟、呂文浩、鄒千江、白中林、杜月等學者出席會議並做了發言。
12月4日，安徽省歙縣政府聯合上海新民晚報社、民盟上海市委和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紀念吳景超誕辰120周年座談會。鍾祥財、謝泳、張小軍、嚴飛、衛春回等學者和歙縣地方史志工作者就吳景超研究的諸多議題進行了交流和研討。謝泳先生提議歙縣政府可以考慮設立對以吳景超為題的博士論文提供資助，並資助有關吳景超的文集和年譜長編出版。會議期間，當地政府還組織了與會代表親赴岔口村吳景超的故居和墓地進行考察和拜謁活動。過去，吳景超在家鄉的知名度並不高，但家鄉政府部門在瞭解了吳景超的成就和事蹟之後，毅然決定舉辦這次紀念研討活動，其對先賢的熱情和決斷力都是極其令人感佩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縣經濟並不發達，但仍克服種種困難，撥出經費，修築了一條從山腳到山腰吳景超墓地長達180米的石板路，既有利於各地人士的祭拜活動，也為茶農的生產活動提供了很多方便。
原以為這次紀念活動會是辛丑年的最後一次，沒想到不久就聽到了來自海峽對岸的好消息。歙縣會上我和一些朋友聊天時談到吳景超主編的《新路》周刊，大家都很感興趣，他們不知道早在十年以前這個刊物已經在臺灣被秀威出版公司全部高品質地影印出版了。得知有影印版的消息以後，他們紛紛托我介紹購買。我和蔡登山總編輯多年沒有聯絡了，因購書事得以重新接洽。蔡先生影印過《新路》周刊，對吳景超的生平和思想早已熟知。出於希望海峽兩岸的人都不要忘記吳景超的初衷，他選編了若干吳景超的時論輯為《吳景超的社會觀察》一書，又將吳景超的日記體著作《劫後災黎》重排出版，因年底印刷事務擁擠，直到2022年初這兩本書才得以與讀者見面。這可說是為本年的紀念活動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二、清華才俊
1916至1923年，吳景超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求學，在擔任《清華周刊》編輯六年之後，他做了一年總編輯，和他一起專寫社論的是梁實秋，編輯新聞的是顧毓琇，編輯「書報副刊」的是吳文藻。這四個人都是癸亥級（1923年畢業，為農曆癸亥年）的同班同學，後來顧毓琇成為電機專家，吳景超和吳文藻都在國內的社會學界取得重要成就，梁實秋則更是以西洋文學研究和創作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們在編輯《清華周刊》上投入了很多時間精力，把它當做一件極有興味的事業。那時候，《清華周刊》發表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以及《清華周刊》記者討論書目的信，引起了梁啟超的注意，說是要另寫一書目給他們。吳景超、吳文藻因和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借著這層便利，幾個人便到西山去登門拜訪，催促梁先生快把書目寫給他們。梁先生答應了他們，隔了幾日，他的〈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一文，便第一次在他們編輯的《清華周刊》中發表了。吳景超後來回憶說：「這是我們當時覺得最得意的一點成績」。另一件事情便是引起思想界幾十萬字大論戰的「科玄論戰」，其起因是吳景超在《清華周刊》第一次發表的張君勱在清華的哲學演講。不過，那時候吳景超等同學的學力還不夠，不能在論戰中有更多的表現。能夠在編輯《清華周刊》期間見證胡適、梁啟超討論國學書目，和引發「科玄論戰」，吳景超等「與有榮焉」。
吳景超在校園文壇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其寫作遍及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新聞評論等諸多體裁，和聞一多、梁實秋等清華文學社的朋友有非常密切的往來。不僅如此，據梁實秋描述，當時吳景超「好讀史遷，故大家稱呼之為太史公」。不過，頗具改造社會情懷的吳景超沒有沿著他已初步表現出興趣和特長的文史方向發展，1923至1928年，他先後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社會學，最後獲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吳景超學了社會學，不免讓當年一起在文壇並肩作戰的若干好友感到惋惜，他的好朋友梁實秋常說：「景超是個頂聰明的人，學什麼都好，只是不應該去學社會學！」對此，胡適辯解道：「實秋對於社會學是有成見的；可是我們每讀吳景超先生的文章，總覺得社會學應該是『學什麼都好』的頂聰明人才配學的。不知實秋先生以為何如？」
三、「太史公」的歷史社會學研究
其實，吳景超雖以社會學為業，但他早年的文史功底並沒有「浪費」。吳景超的文字簡練質樸而生動流暢，沒有社會科學論著常見的那種艱深晦澀，可能與他早年鍾情文史且多年辦刊的經歷不無關係。拙編《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出版以後，《新京報》的評論稱「如果你讀社會科學圖書的熱情曾經被其冗雜傷害過，吳景超可能會改變你的看法」。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鍾祥財教授在前不久舉行的會議發言中感歎，吳景超在學理論述的文章不經意間會蹦出這樣富於文采的句子：我不願意看到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聯姻，而願意他與價格機構百年偕老。不少人知道吳景超是中國都市社會學的先驅並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研究上做出重要貢獻的社會學家，但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一位對漢代歷史情有獨鍾並做出獨特貢獻的社會學家。留學回國後的最初六七年間，吳景超發表了不少以社會學眼光來研究漢代歷史的論文，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在《社會學刊》連載兩期的長文〈兩漢的人口移動與文化〉，在《清華學報》發表的力作〈西漢的階級制度〉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涉及婚姻、家庭、內亂、社會流動與人口遷移對文化傳播的影響、人才升降以及社會分層等，發表之後，在學術界、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如〈兩漢寡婦再嫁之俗〉一文，被同行評為「堪稱很有價值的分析」，某些分析「確是精審之談」。再如〈西漢的階級制度〉在《清華學報》剛剛發表，就被《食貨》半月刊節選轉載了討論奴隸制度的部分，以〈西漢奴隸制度〉為題再次發表。編者陶希聖在「編輯後記」裡點出了發表擇要再次發表這篇論文的用意：「〈西漢奴隸制度〉一文，否定西漢為奴隸社會，也否定為封建社會。我得到吳先生的同意，把這篇從《清華學報》十卷三期節載下來。讀者當注意的是，他用的方法和他用的工夫的精細。」也就是說這篇論文討論的是當時中國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得出了有別於他人的一家之言，而且方法新穎、分析細膩。不僅如此，吳景超在1930至40年代和當時史學界的領軍人物傅斯年多次書信往來，討論漢代歷史。其中1942年3月至10月，吳景超和傅斯年圍繞漢代地方制度的討論信函多達六通，約17，000字，這在吳、傅二人的論學書簡裡都是空前的。傅斯年將吳景超的來信和自己覆信的底稿裝訂成冊，保存在身邊，一直帶到臺灣，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檔案」之中。
四、尋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
吳景超的歷史情懷雖然由來已久，也做出了相當的成績，但在他看來，這些還都只能算是他的「副業」。更能引起他投入時間、精力和熱忱的是如何解決當時中國的出路問題。他當時的想法就是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
吳景超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時期（1925-1928）正值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形成時期。那時他的老師派克（R.E.Park）、伯吉斯（E.W.Burgess）等教授力倡都市社會學研究，他們指導學生圍繞芝加哥城進行專門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研究著作。吳景超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同化與共生》運用芝加哥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同化」、「共生」對美國華僑的移民過程和適應過程做出了極其詳盡的分析，可以說是芝加哥學派影響中國社會學最早的作品。吳景超研究唐人街，並沒有停留在唐人街，其最後一章〈從世界範圍看華人遷移〉也有探討海外移民對於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作用。
吳景超回國之後，以提倡工業化、都市化著稱於學術界和思想界。他依據人口密度與職業分配，將世界各國分為四種類型：人口密度高、農業人口少的為第一種，以英、德為代表；人口密度低、農業人口少的為第二種，以美、加為代表；人口密度低、農業人口多的為第三種，以俄為代表；人口密度高、農業人口多的為第四種，以中、印為代表。其中第四種國家生活程度最低，提高起來也最為困難。為此，他提出了「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著名論斷。20世紀30年代吳景超用了很多精力闡述發展工業與發展都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和各種重農論展開了多年的思想論辯。在他看來，中國是農業國家本屬客觀事實，但把農業作為立國之基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何況農業本身的進步亦須借助工業化和都市化提供的動力和條件。抗戰全面爆發以後，發展工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愈益為人們所認識。此時，吳景超恰新自歐洲考察歸來，他提出國防工業重於民生工業的基本看法，希望中國能夠效法德國和蘇聯工業化的成功榜樣，以國防工業、重工業樹立整個工業的基礎，增強國民經濟的整體實力，保護民生工業的成果不被侵略者的炮火毀於一旦。
從抗戰時期至國共內戰時期，吳景超集合研究中國工業化的資源基礎、資本基礎、人才基礎以及區域佈局等具體問題。他的每一項研究皆以大量的事實和資料為基礎，同時參照歐美先進國家發展中的經驗。經過大量資料計算之後，他認為中國通過國內生產剩餘積累資金來進行工業化建設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力主大量引進外國投資來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從抗戰後期起，他就不斷呼籲積極爭取將美國戰時剩餘的資本和機器設備轉移到中國來促進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在為何要利用外資上，他細緻分析中國利用外資之益，駁斥了盲目排斥外資的民族主義論調。他認為，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之前，外人在華設廠是一件利弊互見的事情；而在不平等條約取消之後，則是利多害少；我們決不可把外人在華設廠和其他外人在中國享受的不平等特權等量齊觀。
1935年底，吳景超隨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等學人到政府任職，先後擔任行政院秘書、參事，經濟部秘書和戰時生產局主任秘書、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顧問等職。現存於國史館的「服務成績調查表（1943年）」對吳景超的工作表現有如下具體的描述：「該員主辦編輯股事務，勤勉有加，待人誠篤，持躬嚴謹，對於經濟學識有極深之造詣，復不斷搜集中外書籍及實際問題虛心研究，是以學問家風度從事行政工作，洵屬高人一等。」 在政府部門，吳景超有機會接觸政府部門的檔案材料，也利用工作之便在國內外各地實地考察，獲得了寶貴的原始材料和感性認識。這一時期，他依然筆耕不輟，所寫學術論著及時評更加切合實際。如1937年發表的〈同業工會與統制經濟〉一文利用行政院和實業部的檔案資料寫成，1947年出版的《劫後災黎》一書是他歷時三個多月實地考察黔、桂、湘、粵、贛五省災民生活和救災事務寫成的日記。抗戰時期吳景超主編了頗有影響的《新經濟》半月刊，不僅實際主持編務，而且發文量居該刊作者第一位。
在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吳景超比較研究蘇聯和英美的經濟制度，試圖取長補短，為中國經濟建設找到一條允厥執中、適合國情的道路。吳景超特別關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的羅斯福新政、英國工黨上臺前後的勞工政策、貝弗里奇報告及英國政府白皮書中對福利國家的描繪、1946年美國的就業法案等。他從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動態中看到，貧富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階級矛盾已經趨於緩和。從富者一面著手的措施是實施累進所得稅及遺產稅，通過稅收槓杆將一部分富人的財富轉移到社會手中；從貧者一方面著手，政府舉辦社會福利事業，社會保障愈益完善，並實行最低工資律及家庭津貼等。蘇聯取消私有財產制度後激動人心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英美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帶來的整個社會的自由氣氛，都在吳景超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從學理上試圖將這兩種經濟制度的優長結合起來，探索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的可能。不過，在當時更多的知識份子眼裡，這種在當時被概括為「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僅僅是吳景超、蔣碩傑、劉大中等少數西化派知識份子的一種不合時宜的舊調重彈。
五、新時代的沉浮
1948年北平被圍前不久，吳景超去看望一向看重他、提攜他的自由知識份子領袖胡適，說自己一定不會離開北平，「說我們應該給中國共產黨一個表演的機會，不可但憑成見就判斷他們沒有希望」（據1949年3月10日胡適致蔣廷黻函）。他留下後努力適應新時代的新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從事經濟建設問題的教學和研究。他的工作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讚揚。據1949年9月29日《徐鑄成日記》記載：「又聞吳景超近研究馬列主義甚好，教書時學生聽者亦極多，聞中共方面對其尚有微詞，周恩來先生獨排眾議，謂吳景超能研究馬列主義，一可喜；研究而能公開講，二可喜；講而能深得群眾喜悅，三可喜；吾人應獎掖之，並派人往聽。」1951年他參加西北區土改工作的表現和心得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高度肯定，毛澤東在致胡喬木函中稱：「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報》載吳景超的文章〈參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寫得很好，請令《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令新華社廣播各地。」
1953年吳景超調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計畫系從事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研究，先後出版有《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蘇聯工業化時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等著作。1952年7月，吳景超改變了他一向不願加入黨派的獨立姿態，主動申請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先後擔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委員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吳景超不幸被列為「章羅聯盟」的「謀士」，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此後，這位神旺筆健、著述不斷的學者在學術界失去發聲的機會，我們再也看不到他的作品發表。1968年5月7日，在「文革」聲勢仍盛，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之際，飽受肝癌折磨的吳景超離開了人世。他的骨灰被家人帶回皖南歙縣岔口村，和父母合葬。墓地坐落在一座太師椅形的茶山的半山腰，對面是另一座林木茂盛的高山，山下清澈見底的大洲源緩緩流淌。也許在故鄉的青山綠水之中，他久已疲倦的心靈能夠得到一絲寧靜的愉悅。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