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和聞一多、羅隆基並稱為「清華三才子」，他當年是胡適最為看重的年輕人之一，他被稱為「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但和同代人的久負盛名相比，他卻早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了，儘管他是漸被歷史塵封，但卻不應該被遺忘的人。
我在十幾年前曾讀過學者謝泳的《清華三才子：聞一多‧羅隆基‧吳景超》一書，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前兩人，因為吳景超所涉及的是社會學，並不在我研究的範圍之內。2021年五月政大教授劉季倫老師告訴我吳景超的《劫後災黎》是應當重新出版，他認為該書是記抗戰勝利後中國的慘狀災情很重要的書籍。於是我從圖書館找到這本1947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仔細拜讀。1946年吳景超出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同年5月至8月間，他應善後救濟總署之邀，從重慶出發，到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五省考察抗戰後的災情及各區善後救濟分署的救災工作。他記錄了旅途中的見聞，全書採日記形式寫成，真實感很強。後來他又寫了〈看災來歸〉一文發表於1946年9月20日的《大公報》，可視作這本日記的整體概述，因此我把它放在日記的前面權充做一篇導言。
對於吳景超的成就，我實在無能為力去寫篇導讀，因為在這之前，他的著作我沒讀過一本，更遑論它是屬於社會學的領域。於是只好向老友謝泳求助，從他的大著中摘錄成〈吳景超的學術及人生道路〉一文做為導讀，蒙他應允，十分感謝。而書後我也補充了三篇附錄，分別是《清華暑期週刊》第七、八期由佚名寫的〈吳景超〉和第十期吳景超自己寫的〈回憶清華的學生生活〉兩文，可做他生平的補充；而他在《新經濟半月刊》第二期發表的〈抗戰與人民生活〉則是由《劫後災黎》這本考察日記所延伸的論述文章，和本書有直接的關連性，故也加以收錄。
吳景超著述的學術價值長期被忽視，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吳景超興趣廣泛，涉及社會學的多個領域，其著作大致如下：（1）《都市社會學》；（2）《社會的生物基礎》；（3）《社會組織》；（4）《第四種國家的出路》；（5）《中國工業化的途徑》；（6）《中國經濟建設之路》；（7）《戰時經濟鱗爪》；（8）《劫後災黎》；（9）《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10）《蘇聯工業化時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11）《唐人街：同化與共生》。這些書籍幾乎是早年的版本，圖書館也不一定有收藏。我並沒有特別去尋找，因為在這之前我看過好友陳正茂教授蒐集的全套《新路》周刊（由我策劃整套30期精裝合訂復刻出版，秀威2010年版）裡面有不少吳景超的精彩文章，這些文章後來並沒有集結成書。
1948年1月24日，吳景超去拜訪胡適，說要辦一個刊物，由錢昌照出錢，吳半農主編，劉大中負責經濟，錢端升負責政治，蕭乾負責文藝，而他自己則負責社會，此刊物就是《新路》周刊。它於1948年5月15日創刊於北平，但在同年12月18日就停刊，共出刊2卷6期（計30期）。《新路》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機關刊物，作者群陣容堅強，網羅不少華北學術界領袖，如吳景超、潘光旦、劉大中、蔣碩傑、樓邦彥、邵循正、邢慕寰、周炳琳、蕭乾、汪曾祺、楊振聲等碩學鴻儒。除了《新路》周刊外，我利用中研院的「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上海圖書館製作）去尋找，在上百篇的文章中找出二十篇重要而具代表性的文章，它們分別發表於《獨立評論》、《獨立時論》、《新經濟》、《新路》周刊等，而編成《吳景超的社會觀察》一書。我兩度到中研院去蒐集這些文章，最後一次去的時間記得是2021年5月7日，而吳景超恰恰在1968年5月7日去世的，冥冥之中，似有因緣。而就在文稿蒐集完成後的一週後，新冠疫情爆發。緊接著中研院圖書館禁止院外人士進館，幸好文稿已經蒐集完成，否則將不知會延宕到何時。
吳景超的著作，是中國都市社會學的發軔；他提出的「區域經濟」、中國工業現代化的理論，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的理解，對於中國農村土地、租佃及人口問題的判斷與解釋，影響至今。尤其在《新路》周刊中有多篇文章是吳景超寫完之後，先發給劉大中、蔣碩傑這些經濟學者看過，然後每人再發表意見討論（討論內容亦刊登），最後吳景超就這些相同或相異的意見，做總答覆。「疑義相與析」，創下最佳的典範。1948年10月下旬，胡適曾向翁文灝、蔣介石推薦吳景超、蔣碩傑、劉大中。三人中，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來都來到台灣，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及稅制改革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蔣碩傑還曾被提名角逐諾貝爾經濟學獎。
中國社科院學者呂文浩說：「在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裡，吳景超治學方法的特點是非常鮮明的，他善於而且勤於搜集當時世界各國尤其是工業化各國的社會統計資料，並以此為依據觀察當時中國社會的問題，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論斷。正因為他的這一特點，他對當時中國社會問題的判斷，思想往往比較敏銳而新穎。」謝泳對吳景超評價很高，他說：「凡論述某一問題，視野都很開闊，他總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範圍來觀察，他引述的理論和數據都是當時最新的，他涉獵之廣泛，學術格局之宏闊，在同時代的學者當中，是不多見的。」
通觀吳景超所寫的文章，他其實給中國現代化之路提供了願景。而這些前瞻性論點至今依然適用於當今的社會。2021年是吳景超誕辰120週年，我們將以這兩本小書，來緬懷這第一代的社會學家，希望他不再被世人所遺忘！
梁實秋被稱為翻譯大家，《莎士比亞全集》花了30年譯畢，讓他當之無愧。梁實秋又被稱為散文大師，《雅舍小品》堪稱他這方面的代表作。但許多人都認為「雅舍」是他的書齋名，其實是不對的，它甚至涉及梁實秋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那是抗戰時間，梁實秋隻身到了重慶，應教育部次長張道藩之邀，任中小學教科書組主任。此時《新月》好友劉英士主編《星期評論》，邀請梁實秋寫專欄，每期兩千字，名之曰「雅舍小品」，署名子佳。
梁實秋曾自述雅舍之由來：「抗戰期間，我在重慶。五四大轟炸那一年，我疏散到北碚鄉下。吳景超、龔業雅伉儷也一同疏散到北碚。景超是我清華同班同學，業雅是我妹妹亞紫北平女大同班同學，我和他們合資在北碚買了一幢房子，房子在路邊山坡上，沒有門牌，郵遞不便。有一天晚上景超提議給這幢房子題個名字，以資識別。我想了一下說，不妨利用業雅的名字名之為『雅舍』，第二天我們就找木材做了一個木牌，用木樁插在路邊，由我大書『雅舍』二字於其上，雅舍名緣來如此，並非如某些人之所誤會以為是自命風雅。」
吳景超長梁實秋兩歲。他們都是1915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兩人是同班同學。在校期間，吳景超曾任《清華週刊》總編輯，梁實秋評價他：「好史遷，故大家稱之為太史公。」1923年8月17日他們在上海搭乘「傑克遜總統號」赴美留學，據梁實秋先生回憶，1923級（癸亥級）畢業的這一級學生，入學時有90多名，上船時還有60多名。這一級是非常優秀的一屆，其中不少當年的才子才女，後來成為各界翹楚或抗日名將。在此次同船的留學名單中清華的就有顧毓琇、梁實秋、吳景超、吳文藻、孫立人、齊學啟、張忠紱、全增嘏、孫成璵（孫瑜）、吳卓等人。而船上還有燕京大學的，據冰心說，其中就有4名燕京大學畢業生，謝婉瑩（冰心）、許地山、陶玲（女）和李嗣綿。吳景超入明尼蘇達大學，獲學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梁實秋在科羅拉多學院學習，1924年夏畢業後前往哈佛大學，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學和文學理論，獲哈佛大學英文系哲學博士學位。許地山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哲學和宗教，李嗣綿入麻省理工學院。冰心經燕大美籍教師舉薦，入威爾斯利女子學院讀研究生，學習英國文學。
有關龔業雅的資料相當少，根據學者呂文浩說她出身於湖南湘潭的一個知書達理的士紳之家。其父龔德霖曾於清末留學日本，歸國後在1905年創辦了湘潭第一女子學校——龔氏女校。龔業雅在父親主辦的女子學校畢業後，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繼續深造。課餘她常去同班同學梁亞紫（梁實秋的三妹）家裡去玩，因其性格開朗，深得梁家上上下下的喜愛。吳景超之所以能夠和龔業雅結為連理，梁氏兄妹的橋樑作用功不可沒。1928年吳景超學成歸國，任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華大學教授，曾任教務長。1935年在國民政府任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轉任經濟部祕書，龔業雅也隨丈夫在重慶居住。
文中談到「五四大轟炸」，那是1939年5月3日日軍轟炸重慶市區，第二天梁實秋去戴家巷2號探望吳景超夫婦，吳景超尚未下班，只有龔業雅和孩子在家，兩人正在閒談，突然防空警報大作，大家慌做一團，只好在房東太太的客廳屏息待變。就在此時，一顆炸彈擊中房子，四處火起，灰塵瀰漫，梁實秋帶著龔業雅和孩子倉皇逃生，這就是抗戰史上有名的「五四大轟炸」。梁實秋在文章這樣回憶著：
業雅拉著兩個孩子，我替她扛著皮箱，房東太太挽著我的胳臂。我們怕走散，不停地互相呼喚著，像叫魂一般。事後房東太太告訴我，我頭上有冷汗滴在她的臂上。我們走到江邊海棠溪，倒在沙灘上，疲不能興……仰視重慶山城火光燭天，劈劈啪啪亂響，因為房子都是竹子造的。過了午夜火勢漸弱，我們才一步步的走上歸程。戴家巷2號依然存在，我下榻的旅行社招待所則門戶洞開，水灑了滿室。第二天，景超向資委會借到一部汽車，我同他一家狼狽的去到北碚。
北碚的「雅舍」其實是相當簡陋的，用竹筋和三合土蓋成，梁實秋說：「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馬路約有七、八十層的土階。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後面是荒僻榛莽未除的山坡。篦牆不固，門窗不嚴，與鄰人彼此均可互通聲息。入夜則鼠子自由行動，使人不得安枕。夏季則聚蚊成雷……」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
雅舍共六間房，梁實秋占用兩間；龔業雅及孩子占兩間；其餘兩間由時為教育部教科用書編委會代主任的許心武及其秘書尹石公居住。雖然地荒涼、屋簡陋，雅舍卻勝友如雲。一大批名人雅士常到雅舍作客：冰心、盧冀野、陳可忠、張北海、徐景宗、蕭柏青、席徽庸、方令孺、余上沅、李清悚、彭醇士……老舍一家時居北碚，也是雅舍上客。梁實秋還回憶說，有一晚他與龔業雅、盧冀野等幾位好友打麻將消遣，「兩盞油燈，十幾根燈草，熊熊燃如火炬，戰到酣處，業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燈倒牌亂」。一位爽朗、豪放的「女漢子」的形象，躍然紙上！
據梁實秋描述，「業雅是我見過最具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長得明麗。非常能幹的她，先後在四川、北平做商務編譯館的人事主任，管兩百多人，連家屬六七百人。很有能力，當年所有編譯館的事，從重慶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處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幹才。」根據學者呂文浩說1938年10月7日，在重慶的吳景超給駐美大使胡適寫了一封信，說：「業雅近來忽生求學之念，請你替他（當時吳景超將女性人稱代詞都寫作「他」）留意，假如有什麼學校裡，可以給中國女子一種獎學金，他願意得到這種機會。不過他的英文，還不能直接聽講，所以即使有獎學金的機會，他也當自費在美補習英文一年。我們雖然伉儷情深，但我對於他那種求知的欲望，很不願意打冷他。請你替他留意為託。」此時的龔業雅已經36歲，一兒一女都很年幼，抗戰時期物質生活異常艱苦，吳景超雖然捨不得龔業雅離開，但對她的求學熱情仍給予盡可能大的理解和支持，但此事後來並沒有達成。
對於梁實秋和龔業雅的關係，當時就有些傳言，對此梁實秋非常坦率，他在文章中說：「《雅舍小品》也是因業雅的名字來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給業雅看，她鼓勵我寫。《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業雅先讀過再發表的。後來出書，序也是業雅寫的。我與業雅的事，許多朋友不諒解，我也不解釋，但是一直保留業雅的序作爲紀念。」而今網路上更有人以當時梁實秋的妻子程季淑尚在北平為由，想當然耳認為梁實秋與龔業雅有曖昧之情，此實為小人之心。龔業雅可說是梁實秋的紅粉知己，已超越男女之情而化為文字上的繆斯女神。《雅舍小品》可說是在龔業雅的催促、欣賞下完成的。因此成書時梁實秋請龔業雅寫了一篇短序，以志因緣：
二十八年實秋入蜀，居住在北碚雅舍的時候最久。他久已不寫小品文，許多年來他只是潛心於讀書譯作。入蜀後，流離貧病，讀書譯作亦不能像從前那樣順利進行。劉英士在重慶辦《星期評論》，邀他寫稿，「與抗戰有關的」他不會寫，也不需要他來寫，他用筆名一連寫了十篇，即名為「雅舍小品」。刊物停辦，他又寫了十篇，散見於當時渝昆等處。戰事結束後，他歸隱故鄉，應張純明之邀，在《世紀評論》又陸續發表了十四篇，一直沿用「雅舍小品」的名義，因為這四個字已為讀者所熟知。我和許多朋友慫恿他輯印小冊，給沒讀過的人一個欣賞的機會。
一個人有許多方面可以表現他的才華。畫家拉婓爾不是也寫過詩嗎？詩人不是也想畫嗎？「雅舍小品」不過是實秋的一面。許多人喜歡他這一面，雖然這不是他的全貌。也許他還有更可貴的一面呢？我期待著。
三十六年六月 業雅
設若沒有龔業雅，我們可以斷定不會有《雅舍小品》。後來這本書稿在時局動盪的當年並沒有出版，直到1949年來台之後，才在正中書局出版。
1949年後，龔業雅隨丈夫吳景超留在大陸，梁實秋則南渡來台，兩人天各一方，再未見面。梁初抵台灣後，兩人仍有魚雁往返，直到兩岸斷絕郵電才失去聯繫。1952年後吳景超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吳景超非常謹慎地說了幾句話，但很快成了被批判的靶子。此後更是被作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成為眾矢之的。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當時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最著名的大右派有：吳澤霖、潘光旦、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等。其中，「吳門三大右派」吳澤霖、吳景超、吳文藻分別是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的大師。歷經磨難後吳景超於1968年5月7日因肝癌去世。作為中國第一代的社會學家，在絕望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而「文革」之後多年，梁實秋託在美友人打聽，得到的卻是龔業雅的死訊，去世時六十九歲（1972年）。梁實秋曾說：「這一生影響我最大的女人，一個是龔業雅，一個就是我太太程季淑。」非常難得的是學者呂文浩找到晚年吳景超、龔業雅夫婦及兒子、女兒和孫輩三代同堂的和樂照片，可惜的是梁實秋生前從未見過這張照片，以慰其思念！
前些日子呂文浩兄微信給我說，根據傳記作家葉永烈說他曾見過梁實秋在38歲時（時為1941年）有本生日紀念冊，這紀念冊是文友們為紀念他38歲生日（梁實秋生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臘八，也就是1903年1月6日，而38歲陰曆生日恰是1941年1月5日）而為文、題詩、作畫，而卷首是吳景超用毛筆寫的千字文，追溯他與梁實秋結交的情誼往事，這篇文字相當珍貴，也是吳景超的一篇佚文！呂文浩兄說他曾寫郵件問過在美國的梁實秋女兒梁文薔女士，她表示不知道有此紀念冊，因此呂兄要我問一下台北的梁實秋紀念館，我查詢之後也不見此紀念冊，希望哪天能重見此物，將同時見證兩人的半生情誼！
＊作者蔡登山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