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應該是激怒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了。據《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透露，當時廖承志把新華社社長王匡叫到北京，以《七十年代》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言行為由，向王匡「當面交代，『把他們撤底搞垮！』」。《回憶錄》說，「王匡回來要（新華社秘書長）楊奇堅決執行，楊奇表示，在香港『撤底搞垮』有困難，而且以往我們同雜誌的關係較好，主持人是我們的朋友……」
自中共建政以來，廖承志即主管香港事務，1965年我去北京，他出面宴請訪問團，用廣東話講話，語言風趣坦率，給我的印象不錯。1983年許家屯奉命來港履新前，曾經去找過這個頂頭上司，發覺他對香港情況頗熟悉。後來許家屯接觸中央負責人多了，感到中央一些人或明或暗，對廖有所不滿，說他「很少向中央匯報，他壟斷港澳情況」。相信廖承志在北京以了解和掌控港澳問題自居。因此，《七十年代》那篇文章才使他咬牙切齒。
後來我在美國，遇到一個從大陸出來的朋友，他告訴我，這篇文章是他寫的，依據是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在分組討論時，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對特權的質疑，關於廖公船的質疑就刊在分組討論的匯報中流傳。人大既公開討論，又刊在人大匯報中，有關內容不應有任何見不得人的地方。但白紙黑字登出來就是另一回事了。當然，關鍵是我們收到這篇文章的取捨。我並非不知道廖承志主管港澳工作，所謂「不怕官，只怕管」，在他主管的範圍內批評他，是「太歲頭上動土」。但那時候，關於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正是被壓迫的百姓特別是年輕人的關注所在。1979年開始湧現的大量文藝作品，都以幹部特權為批判焦點。我認為這是與中國發展前景息息相關的問題。不能說因為廖承志主管港澳，就予以迴避。
廖承志要把《七十年代》「撤底搞垮」的命令，當時不僅楊奇表示異議，而且其他幾個副社長也不同意。一位從大陸出來的朋友當時告訴我，副社長祁烽跟她說，《七十年代》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不應該這樣對待這雜誌。但祁烽沒有向上級表明他的看法。顯然，這是在中共官場中不可免的自我保護之道。專權政治只有自上而下的等級授權，沒有其他對各級官員的制衡渠道，在這種體制下，下級只會選擇上級喜歡聽到的情況匯報。
廖承志是熟悉香港政策的，如果事情不是發生在他身上，如果講的是別人，他大概也不會說要把《七十年代》「撤底搞垮」。但既是指向他本人，就難有雅量也！這亦是一元領導的要害。
這件事發生，同整個時代背景也不無關係。在文革前，中共幹部中，許多人都懷有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理想，大致上也是清廉的。但文革將權力提升到凌駕所有是非、所有價值、所有道德、所有理念、所有物質基礎之上，有權就有一切，強權就是真理，因此一旦重新掌權，就深諳「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之道，用盡權力為個人謀私利也是必然趨勢。
此外，文革的經濟下滑，物質極度短缺，幾乎所有的生活消費品都供應不足，都憑票（糧票、布票……）購買。那時所謂「三轉一響一咔嚓」(單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人民幣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嚮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
物質的短缺，使人民對物質的渴求，超過了一切，已經談不上對任何精神方面的東西的追求了，道德、文明、禮貌、理想在物資渴求面前都無意義，人成為一味追求物慾的動物。因此，利用特權謀私利，公子王孫船，等等，都不足為怪。
文革帶來整個社會的墮落程度，可以說深不見底，是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