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台灣的政治書寫與出版，一向都要與4年一度的政治改選結合，才有市場的需求，書在候選人造勢期間大賣，出版社賺錢，選完後，書就從市場消失，除非是研究者或是鐵粉才會購存。
然而黃惠君新著《二二八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卻是一本與市場最新趨勢不是那麼緊密連結的政治書，它既不是政治系教授的學術著作，但是寫作起來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第一手的國家檔案資料反覆排比，嚴謹地查證、合理的還原歷史的註釋，讀來毫不遜色於一冊做過多年田野的政治人類學著作，作者一切的努力只是要還原歷史真相，達到台灣民主時代的轉型正義的高標準，然後在故紙堆中，黃惠君提出一個的偉大發現：台灣其實早就有反對黨，在1947年228事件之前，台灣曾經有過一個政黨雛形，早夭於獨裁者大屠殺的血泊中。
從1987年政治解嚴以來，歷經35年的政治變遷，台灣最珍貴的民主，應該是鞏固了。此刻重看228事件，可以打動當代讀者的角度是什麼？
沒有錯，作者黃惠君的觸角是敏銳的，此刻充分而且公平的競爭，政黨的公開搏鬥爭取民意，是75年前（正好4分之3世紀）的民主先烈們不能想像的民主天堂了。
這期間，最大的變革當然是總統直選，迄今已經有8任、4位元首，而且每8年像是鐘擺效應從藍到綠，又由綠返藍，候選人儘管左右各異，國家認同統獨紛陳。
《228消失的政黨》：證明「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但是展讀這本《228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卻發現這本讀來破格、但考證嚴密、結論大膽的最新著作，是以當代的台灣已經鞏固的民主制度的宏觀尺度來辯證，重新看二二八被密裁（暗殺）的本土菁英的存在意義，除了重新定義歷史、辨忠奸、喚醒台灣人的鑑往知來的熱情與洞見，更重要的，這還是一本撰寫歷史者的心中別有懷抱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又一例證。
從檔案史料整理在寒冬展讀黃惠君新著《228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心頭寒意竄上來，原來台灣人曾經有過組黨運動，在那個大屠殺的年代。
黃惠君的二二八系列研究，最新的這本有一個大膽的結論：在日本殖民政府因二戰敗退交出政權的時候，台灣的政界曾經醞釀組黨，而這個短暫僅維持2年就消失的政黨，其實就是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存在的時間短短2年，從1945到1947。
為什麼作者敢這樣做翻案文章？因為她個人一直有個核心關懷，引導她做一系列二二八研究，黃惠君在自序中問：「為什麼握有權力的人非要把以下台籍三類菁英：（有台灣優先意識的）媒體高層、公正的司法官與為台灣喉舌的民代，置於死地不可？」
如果從當代民主的形成與鞏固的角度來看，就會豁然開朗，原來形成民主制度需要「制衡」（check and balance），除了老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加上媒體第四權，缺一不可，而國民黨輸給中國共產黨敗退之際，再退一步伐即無死所，必須徹底掌權，剷除異己，才能在福爾摩沙定下來不再逃亡，於是要能夠徹底除滅彼時台灣人已經冒出來的民主根苗，唯有下辣手完全殲滅核心的組黨菁英。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成立
從解嚴前後的1980年代台灣就有眾多二二八研究者，黃惠君本書聚焦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不是沒有被深入考掘過，但是因為核心人物蔣渭川在二二八的追殺潮中被迫交出的一篇自白書（不是出於真心，而是為了保命），而將整個研究界誤導，特別是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在《重建二二八》一書第188頁所紀錄：「是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積極扶植的」，讓人誤以為「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不重要。
事實上，1946年起，「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以爭取普選為目標，各地分會此起彼落，是戰後第一波以組織化力量，推動縣市長普選的開端，其凝聚人民的強度勢如破竹，從1946年9月20日到9月30日，一天一個分會成立，總共成立11個分會。民主的浪潮沛然莫之能禦。
然而隔年全台灣島爆發228大屠殺。黃惠君說，228事件發生在憲法通過後的2個月，是專制統治者仍然不願意還政於民所展開的血腥屠殺。
4分之3世紀後還原歷史，黃惠君發現：爭取戰後台灣獨立民主的，有一個容納4個抗日團體合組的「台灣民眾聯盟」：台灣民眾黨（已故的蔣渭水醫師等人領導創立）、文化協會（日治時期最轟轟烈烈對抗殖民總督府的市民社會組織）、農民組合（左派青年簡吉等人的革命組織），及第4個台灣革命黨。這4個團體當時對國民黨有大用處，因為台灣經過日治51年的歷史，國情已然全部日本化，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人員來接收台灣，自然希望透過這4個團體來作為安全的溝通橋樑。
競選期間的候選人的傳記，近年來似乎冷了不少（因為閱讀行為集體轉向網路與手機短訊與電子書的閱讀），但是回顧大歷史（從政治角度）的書籍倒是開出一條新路，就有黃惠君新著《228消失的政黨: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這本深具史筆批判功能、能讓歷史的幽魂迴轉、彰顯轉型正義的著作。
過去，台灣一黨專政的獨裁時代，所有的在野黨被冠上黨外，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弔詭的名詞。
黨外？所以是喪失資格參與公平的民主選舉了。不屬於政黨，當然就沒有憲法賦予政黨的各種參政權利。
1986年擦槍走火，黨外集結終於促成民進黨的成立，而這36年來民進黨表現如何？從最近的三連冠，可以說國民黨短期內沒有政黨輪替的希望。
民進黨林靜儀在台中二選區以8000票贏過根深蒂固的顏家，台北市的現任立委林昶佐罷免不成功，加上稍早的公投4個不同意，民進黨作為完全執政的台灣第1個成形的政黨，可以說徹底有了轉型正義。
有了公平透明的政黨競爭，才是民主的真諦。而台灣在4分之3世紀以前，原本可以有政黨制衡的成熟民主，不料逃亡的國民黨政府動用法西斯的屠刀，直接殘害了這株民主幼苗。
在這樣的批判史觀的框架下來看，黃惠君新著《28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真是一本難能可貴的新書，也可以做為今日台灣政黨公平競爭實錄的一個參考回顧的架構。
台灣本島菁英政治認同轉變
古典社會思想家，例如19世紀影響力深遠的馬克思與韋伯，常把政治理解為社會主要利益團體之間的有組織的鬥爭。但是對政建協會諸君而言，是台灣本島的菁英份子無疑，卻不見得是一定是利益團體，反而更像是走議會路線的革命軍，也難怪剛丟掉中國大陸的國民黨非除之後快不可。
因為日本總督府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在51年間的人權與參政權的深刻箝制，雖然期間有短暫的「大正民主」，允許蔣渭水、林獻堂等文化協會領袖多次請願，而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是證諸文協要角、彰化仁醫賴和的文字與反抗行動，在台灣知識分子領袖心目中，台灣的本土弱勢文化是被迫收編於大和民族主流文化中，賴和到死看不到漢字復活，內心有多麼悲憤，可以想像政建協會這群菁英是多麼熱烈渴望擁抱台灣主體的文化與參政權。
而在二戰後赤貧動亂的年代，台灣本地的政建協會諸君，對於政治共同體的目的與結構有各自不同的想像，原本是理所當然，好不容易藉著二次大戰趕走殖民的總督府，開展了自由參政的空間，但是接下來，所謂唐山祖國派來的新統治者，尤其是最高行政機構負責人，個性剛愎自用、手段殘忍的行政長官陳儀，如何能允許本地人分享權力？
但這不是自由主義（政建協會）與國族主義者（國民黨接收日本戰敗國產的團隊）的唯一分歧點，還有殖民者半世紀將台灣土地「米糖相剋」（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乃至整個農業資源錯置，造成1947年戰後通膨與飢荒，原本就是戰亂的沃土，終於讓228的無情子彈來清洗。
原本擁抱台灣為中國一部份的這群菁英，經過228大屠殺，終於在政治認同上往獨立的台灣國格的認同傾斜了。
＊作者為資深財經記者，曾任職工商時報、天下雜誌、遠見雜誌。目前退休從事社工，是持有國家居服員執照的長照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