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不是政治議題，而是務實議題。」－美國務卿布林肯[1]
2021年是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台灣又稱「排我納匪案」）50週年。亞太副助卿華特斯（Rick Waters）曾藉參加華府智庫會議，公開批評中國濫用（misuse）2758號決議，將台灣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阻擋了國際社會獲得台灣可以提供的貢獻。.
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可被視為美國「聯中制蘇」政策在聯合國體系的起始點；是中華民國，於韓戰意外後意外變成「中華民國台灣」於國際組織的一次實錘重傷；亦是中國半世紀逐步增強國際影響力，統一「銳實力」戰線，於聯合國體系獲得話語權的開始。
美中台的戰略三角，本就來自大的冷戰格局，而國際秩序在美中霸權競逐之下改變，國際組織的建置亦是多邊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場域。時過境遷中有趣的是，戰略目的移轉，而在國際結構的遺緒下，美中台都對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產生不同語境的運用差異。以下簡單從美中對抗明朗化的前後，簡述這段國際關係的「談資嫁接」境況。
美國－過半世紀才轉變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態度。
自1960年代起，大多國家開始與中國建交，聯合國安理會席次與中國合法代表權受到動搖。於彼時，美國亦對蔣介石政權有過「雙重代表」提案。而蔣介石政權對統治基礎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道統問題，致使出現「國民黨的中國退出，共產黨的中國重獲代表」的終局。
在2000年代，全球恐怖主義與美國小布希政府回首雙邊關係的戰略下，兩岸或者美中關係不是後冷戰時代的重中之重，華爾街的資本流通與新自由主義的區位移轉才是美中關係的重點。台灣並不被認為需要在美中的「一中政策／原則」歧異當中，參與聯合國體系事務。對於「一中」的模糊性與長期呆板單一的呼籲，既是美國政府的期望，也是美中關係穩定的關鍵。
美國的國際現實需求外，彼時陳水扁政府的外交行為與民進黨時至2016年前的其他總統參選人，都讓美國在21世紀初期對其產生極大不信任。民主化的台灣亦針對「重返或加入聯合國」發起公民投票，即便早已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具有高度經濟與發達社會，美國彼時認可的依舊是兩岸可以自行解決一中問題，所謂低層次的、實務如公衛、社會文化等議題，並不真的如此「務實」。
同樣的論述裡，對覺察中國在全球霸權權力移轉企圖顯露的美國來說，一中的「政策」可以大幅度變動，維持現狀的模糊在美國內政與國民面對重大壓力。同樣的論述裏，答案卻不同，2021年10月布林肯表示，支持台灣入聯，符合美國的「一中政策」，此政策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公報》與對台《六項保證》為指引。[2]近20年國際態勢改變，是美國與資本的豢養，也是多邊與國際組織關係的落後。對美國來說，答案可以不一樣，但依然可以論述得具有從一而終的「務實」意味。
中國－一中原則在聯合國體系建立不可撼動的語境
中國在國力大幅成長後，成為沒有共產主義政治特徵的重要國際參與者，其中，在其得以進入聯合國體系，且擁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具有重要的開門意義。
2008年後，全球迎來金融海嘯，中國豪擲4000億救市。百年國恥敘事開始轉變，中國將要成為世界的頂端，不是第三世界的，下位者的機遇到來。敘事轉換的挑戰是聯合國體系原先的西方霸權將被均衡，操作途徑則是在轄下的諸多單位高度參與，透過中國在國際「普世價值」的形塑作用裡，成為建制的行為者，新的全球社會裏，中國的實力不單僅此經濟力量，而是全面的影響。
其中，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被增補衍生出新的脈絡－聯合國認可中國加入取代蔣介石政權，同理可證全球皆認同中國的「一中原則」。聯合國體系在近50年裏，可以跨組織地引用2758號決議排除臺灣的參與；WHO的實踐，雖未明白使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用語，但提及2758號決議的方式，背後仍是基於同樣的假設。[3]
在近20年，中國以其威權的統治輸出、基建輸出與放款，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金主與領導者。輔以起初在國際關係獲得美國默許（制衡蘇聯為重）的情況下，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的法理嫁接行為，可以合理地成為「普世價值」。這論述移轉與國際法素材嫁接，誠如蔣介石在1971年前，執著於兩岸內戰狀態，追求「反攻大陸」的運用一般，而亞細亞的孤兒終究是孤兒。
台灣－中華民國與台灣也是兩塊牌子－聯合國的神主牌在國內易主
民主化後的台灣，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亦具有雙重論述的政治語彙運用情況。中華民國的擁護者依循「退出」的脈絡，台灣自主性為號召者則尋找「加入」聯合國的可能，在民主相對不穩定的台灣，這份決議成為兩黨制尋求選票的重要關鍵。同上述，美中的需求是不作回應，而這張神主牌的影響力僅限於國內。
在全球瀰漫民粹主義的15年間，台灣地位的討論也就微不足道，兩岸關係承平到緊密，時至台灣人民對中國感到焦慮的2010年代前半，國際地位的低下本該將兩岸拉向中國的想法。而在大的美中雙邊關係改變後，台灣政黨的運用法則也產生微妙變化。起先要求「重返」的中國國民黨在結束國共對抗，被台灣人民視為高度親中的政黨後，不再對國際論述具有優勢地位；本被當作不穩定因子的民進黨陣營，反在話語上擁有了代言與繼承「中華民國」的利益。
美中對抗下，國內政治的統獨不成為主流民意的問題。民進黨從「台灣前途由全體人民決定」到「中華民國台灣的四個堅持」這段時間國際社會的參與反倒獲得了空間。中國因素的「作用」與「反作用」全球化－只要中國對臺越強硬，全世界就會給予臺灣越多的關注與支持。[4]
小結－2022，我們面對的是結盟關係重組還是新冷戰？
倘若聯合國宣言真若其揭示的一般「普世」與「和平」在其戰後覆蓋的國際影響力之中，作為一個跨國建制的場域，不斷在3個世界之間折衝。作為中國挑戰美國主導權力秩序的重要手段，台灣國際參與的下一個階段，在越發清晰與充滿壓力的未來，是否真能單純以「務實」的呼籲與話語之中，穩健的擴大參與空間？
美中台戰略三角得關鍵運作，依然是北京與華盛頓雙邊關係，在政治語言轉換，戰略對手關係確立後，如何相互制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分析：「目前美國的對華態勢沒有變，而且變本加厲，同時中國的態勢似乎也沒有變。」即便從拜登上任後，我們依然能從其與習近平的直接視訊峰會看出，雙方在談判與論述的模糊空間漸少，雖尋求穩健，在美中國內都有社會與政治壓力，兩者的戰略目標早已出現差異，穩健只是不斷下行至本質的歧異點－社會政治制度差異、對全球秩序與權力的競逐。
對於多邊關係，依然有略顯諷刺的言行不一發生。北京重要的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認為：「北京會盡可能避免落入「新冷戰」（New Cold War）對抗關係，追求「包容的多邊主義」（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而兩者持續在人權、科技與國際安全的對抗，雙邊關係依舊會持續下行。「包容的多邊主義」也只是另一個易容與挑戰權力的遮瑕語彙。「包容」在當前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外事工作中，不包含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不包含挑戰一中原則的國家－2022年初，從立陶宛接受台灣以台灣之名設立辦事處，而後面對到的來自「中國－歐盟」合作關係的壓力與禁運抵制可見一斑。多邊關係某部分成為壓制台灣國際參與能見度的舉措，無論是區域的或聯合國的體制皆然。
最終，我們當然可以說中美的「新冷戰」早就來臨，不同於冷戰，對雙方的困難來自區域結盟對抗、雙邊經濟依存度超乎冷戰時兩大陣營交流、全球化對國家治理的挑戰。中俄並不真的是強烈的軍事結盟，相比美國與其盟國都不具有地緣政治壓力關係，中俄間的接壤與既有問題，致使其結盟依舊不算緊密。至於美國同盟，半世紀以來「與中國交往」面對的中國因素依舊會在未來五年內影響國內政治運作、國際貿易與資本。台灣人即便在政治論戰上，也跟著美中一樣重新轉換了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歷史意義與政治目的，正常成為國際交往認可的國家實體。
「務實」的外交，積極效益來自秘密外交的運作，在更加清晰浮上檯面的國際外交策略中，何以為真的「務實」，在2022年會成為大眾觀望與評判的重要關鍵。
[1] 美國國務院正式發聲明支持台灣參與
[2]《美國國務院正式發聲明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上報，2021/10/27。
[3]《當臺灣不再主張代表中國：聯大2758號決議與臺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宋承恩，遠景基金會論壇，2021/10/05。
[4] 《當臺海安全成為世界和平的核心議題》，王信賢，遠景基金會論壇，2021/11/23。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研究生，關注國際關係、文化研究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