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個「喪失」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裡，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可以歸結為改革開放的成果。
但是這些成就，也有沉重代價，我歸納為「兩個喪失」：
一個是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家園可能會永遠喪失，就是因為這30年掠奪性的高速經濟發展。現在的權貴集團是拿走利潤，留下垃圾。現在中國大的生態環境已經完全被毀壞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陽湖幹了；還有北京的霧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第二個「喪失」是中國人的心靈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國人的心靈家園也沒有了。
三、兩個「大躍進」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當政曾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災難：大饑荒、文革大動亂，毛澤東搞了一場「共產主義的大躍進」；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無法擺平學潮，動用野戰軍殺進首都屠城，「六四」以後又以韜光養晦之策，跟西方做生意，進行了一種沒有人權、沒有勞動保障、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輸出，向西方提供低廉低價的產品，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國家，同時也把世界的貧富差距中國化，中國大概有三十萬個富豪，只佔總人口的0．023%，卻佔有中國80%以上的財富，令中國的貧富不均問題、人權問題都非常嚴重。鄧小平搞了一場「資本主義的大躍進」。
四、兩個「合法性」
中共是在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上述成就，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也令西方關於經濟發展引來社會開放和民主政治的預言破產，他們後來又一個新的解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主編喬納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這個怪物叫「適應性專制」。
然而，跳過制度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利益分配，導致腐敗氾濫，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或江胡兩屆執政）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在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時代，2012年位高權重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經向胡錦濤挑戰，其方式是靠親信王立軍殘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紅」的文革手段，可謂習近平路線的預演。
習上臺六年中，有134萬名官員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職、大多數投入監獄。自2012年以來遭到整肅的中共中央委員比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還多。
事實上，在習近平不僅是踏著薄熙來的屍骨登頂，中國也因經濟發達而腐敗橫行，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