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筠筠
我在十九歲進入條通的一間日式酒店，成為酒店公關。後來八年，我從日式酒店公關成為台式酒店公關，再從台式酒店公關成為酒店經紀。這一路上與相遇的同行夥伴集結成「酒與妹仔的日常」，更因為疫情成立「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除了希望可以與大眾介紹我們眼裡的酒店外，更希望能藉由社會團體來一點一滴的改善特種行業的勞動環境。
近年特種行業的題材在藝文圈活耀，近期影劇《華燈初上》把酒店文化的討論炒到最高點，但究竟除了娛樂性以外，我們還能藉由《華燈初上》看見什麼？
從日式酒店到台式酒店，林森北的隱形歧視鏈
大正町為台灣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因是大正時期所規劃，故名大正町；「條通」是該時期為街道的命名（日文語譯的小巷子），被稱為條通的區域為南京東路與市民大道間連接林森北路的小巷弄，原先為日本人居住的高級住宅區，日本戰敗後街道沿用舊有的命名存在，戰後的條通因1950年代美軍顧問團駐台成為繁華的商業區，出現大量的酒吧、餐廳等娛樂場所，1970後日本商社大量來台拓展業務，因此誕生了特有的日本街地景，日式酒店、居酒屋、日本料理密集據點。
華燈初上的背景，即是在日本人大量駐台拓展業務的1970後，日式酒店的存在除了聲色場所原有的價值外，另外更有撫慰在日本商人思鄉之情的存在意義。而這樣的意義延續至今，2021年的條通依然可以看到駐台日本人在條通活動的場景。
當代的日式酒店已經沒有那麼多的禮數與規矩，卻依然保留了一部分的影子，媽媽桑與小姐們會在客人進門時齊聲用日文喊「歡迎光臨」、媽媽會早早進店插上一盆花在店門口迎賓、在檯面上不允許抽菸，想抽菸的小姐得進休息室抽菸、偶爾會聽見媽媽桑用「有味道」的歌聲唱著「長崎今夜還下著雨」、「長崎蝴蝶姑娘」。
日式酒店也是我在酒店這個行業的新手村，在同行的姐姐們身上學習到了許多面對客人進行陌生社交的技巧、穩重的態度，這些讓我在後來轉往台式酒店的道路上免去了許多崎嶇路。
「你們要找的那種，在過南京東路那邊。」劇中大學生何予恩（張軒睿飾演）到光消費時，Rose媽媽（林心如飾演）對他說了這麼一句話。
有日式酒店就有台式酒店，台式酒店有很多種分類，而這邊Rose媽媽說的「那種」是暗指情色元素相對多的「台式酒店」。在過去的日式酒店不像劇中有這麼多台灣客人來來去去，也不太隨便接過路客，更何況是彪哥（李李仁飾）那樣沒有禮貌的客人，頂多是帶商人來應酬的台灣人會出現在店內。大部分的台灣客人會去台式酒店（形式類似夜總會、歌廳）消費。但在70年代並沒有那麼多裸露元素，盛行的是酒家文化，也就是有樂隊配樂、豐盛的酒家菜、同時也有女服務生坐陪的消費型態，招待的對象也是社會地位相對高的台灣人；裸露元素較多的酒店型態則是在1993年左右出現的，俗稱「一代系列」，也就是當代脫衣陪酒的制服酒店鼻祖。
我在從事日式酒店公關的日子中，時常就可以耳聞日式酒店從業者如何不喜歡台式酒店生態。如同Rose媽媽說的「那種店」，隱約帶有著貶意。情色的符號在社會中被賤斥，在特種行業的氛圍裡也一樣，有接性交易的小姐會被視為較為沒有價值的人，愈貼近情色、裸露服務的型態是低級的，日式酒店會說「我們跟台式酒店不一樣」、「台式酒店很亂」、「台式酒店的小姐沒氣質」，台式禮服便服店（不需要脫衣陪酒的酒店種類）會說「我們跟制服店不一樣」、「制服店小姐比較廉價」……這樣的話語時常是充斥在耳邊。
提供性服務真的就比較次等嗎？對我來說，其實只是服務項目與消費族群文化不同而已，情色汙名與性剝削是兩個不同的議題，只是人們對於所謂的良俗有一個既定印象，儘管本質同樣是輸出陪伴的行業，也要極力撕下萬惡的情色標籤。
女性情慾消費發展，男公關市場復甦
除了服務生以小姐（女公關）為主的酒店，也有服務生以男公關為主的酒店，大眾對於男公關店的既定印象是「消費者都是有錢的貴婦」，但這樣的狀態只存在於早期。1970年代男公關酒店興起，而70年代到90年代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代，當時包養的行情與現在不同，有錢的商人有二太太、三太太、包養情婦也是十分常見的，理所當然的這些女性有能力也有時間消費，男公關店的市場就大，因此「男公關店消費族群都是貴婦」的刻板印象才會留存在我們的想像中。
經濟不景氣，排除有財力的太太們，女性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往往比男性低，所以現在男公關店的消費族群基本上大多剩下酒店小姐，除了經濟能力相對能負荷外，平時在創造男人們美夢的角色也會想要獲得美夢、陪伴人的角色也會想被陪伴，酒店小姐在職場上要應付的「奧客」不會少，大多時候只能摸摸鼻子忍耐，所以想被服侍、溫柔對待也是人之常情吧？
近年，男公關市場復甦，除了原有的小規模男公關店，更出現了類似於台式酒店的男公關店，除了小姐以外的客群也跟著增加。除了男公關外，服務女性的男情慾按摩師也開始進入一般女性客群的討論中。女性的情慾需求開始被正視，性產業也不再侷限於父權文化中。
性工作者的歷史演變
相對於酒店，具有較多的情色元素的其實是陪浴女郎（因時代雜誌爭議而沒落）、娼寮為主，高級的娼館可能會稱為沙龍、美容院（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何秀子、陶公館、十二金釵），在劇中可以看見娼寮的場景與公娼的字眼。
1988年「公娼」是合法工作，「私娼」仍然是犯罪，劇中花子（劉品言飾）在光酒店工作前從事娼妓，地點為在三重的豆干厝，而三重是當時私娼密集的據點，根據彪哥在劇中的台詞「華華（花子）的價格是低於行情的」，但文獻的紀載比較偏向「公娼價格較為一致」而「私娼可以喊價出高於行情的價格」，而華華（花子）的條件又好，所以推斷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華華（花子）被娼寮經營者削價剝削，否則價碼不該太低。而公娼在當時是相對被保護的性工作者，若是遇上消費爭議，會有警察前來取締協調，同時也有申訴管道存在。
1996年陳水扁大範圍掃黃，隔年公娼成立自救會爭取性工作權，此為台灣史上第一個妓權運動。公娼在2001年正式走入歷史，但娼妓這樣的職業並沒有因為公娼廢除所以消失，而是走入地下化。
從2001年至今，仍是有許多女性投入性工作，雖然大部分為貧困所迫，但其中亦不乏自由意志投入的族群。公娼自救會也沒有因此停擺，在1999年成立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繼續倡議，2006年擔任自救會會長的官秀琴投海自殺，官秀琴是以公娼挺身而出的妓權運動重要人物之一。
性剝削仍在無聲的進行。除了一味的禁止與懲罰，或許我們該正視的，是這個場域女性的困境、貧窮的循環、性工作者的自由與保護機制。
「我店裡不是演的，那是我的人生，不是你寫的爛戲」
這是Rose媽媽戲中我特別喜歡的台詞，除了這句話本身的意涵，字面上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個附帶價值：
特種行業一直都是藝文創作的熱門題材，尤其是近年，但對於我這個藝文創作者與酒店公關各占一半的角色來說，許多作品並不細緻，只是一昧的把工作者悲情化或獵奇，甚至是誤植元素、場景、年代，因田野調查工作不足產生許多謬誤。這些都是對於實務工作者的不尊重，所以這句話在我主觀的解讀裡是很痛快的。
回到正題，無論哪一種類型的酒店公關，他們輸出的不只是好看的色相，還有更重要的價值是「陪伴」。我們常常會比喻酒店公關的工作其實與演員很像，我們需要花短短幾分鐘上戲，沒有劇本，自己設定人設並且即興演出，演的部分只能是「正面」情緒，戲的部分推動著真實人生進行，無論是客人的還是酒店公關的，而那些演出的「正面」情緒，就是情緒勞動。
「可能是因為我在Ciao上班，跟人相處，都被訓練成一套公式了。」這是男公關亨利（王柏傑飾）與百合（謝欣穎飾）的對手戲台詞，這邊的敘述不僅可以用在酒店職場，而是可以套用在任何一種「服務態度」也是工作項目的職業中，這樣的工作往往是服務業。
情緒勞動是什麼？美國社會學家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將其定義為「在職場中，勞工運用臉部表情與肢體動作等方式對情緒的控管」。情緒勞動被應證於大部分服務業的職場，他們都得高強度的控管在工作時的情緒表現，除了身體的勞動外，正確的情緒、態度展演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在劇中我深深的被蘇媽媽（楊謹華飾）的完美一號笑容給震懾到，這是紅牌公關的完美演繹，高品質的微笑、聲音、招呼方式、說話態度、應對進對，不會因為服務對象而產生落差，當然對於失禮的對象也要以穩重的態度勸阻或拒絕其要求。
一般的服務業中「服務態度」可能是次要服務項目，或與身體勞動佔有等值的重要性，但酒店公關的「服務態度」卻是主要服務項目，身體勞動是次要，客人來到這邊的需求是買一個名為「感受」的商品。但感受不能規格化，人對於感受的需求沒辦法具象，所以酒店公關們只能藉由互動來推敲客人美夢的輪廓，然後一一描繪出來。
如果客人是帶著惡意的姿態予取予求，在不友善的勞動環境中將會帶來惡質的情緒勞動，進而造成公關不可逆的精神創傷。劇中花子將惡質的情緒勞動演繹的相當傳神，當彪哥與其同夥以惡意的態度對待花子時，花子還得笑著應對轉圜，表現出與真實情緒矛盾的神情與行為，這對於酒店公關來說是非常有既視感的。大多數的酒店在必須討好客人的感受需求時，往往使公關負荷了與自身感受擁有強烈矛盾的工作態度。因此如何有「好」的情緒勞動，經營、管理者有極大責任得經營起良好的勞動環境，也就是必須具有篩選服務對象與停損服務內容的機制。但這在當代是極難的一件事，這個職業不受待見，勞動現場亦不被關心，雖有法源，但對於勞動環境並無助益，因此要求經營者建立一個優良職場，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不能要求有好的勞動環境，公關們如何避免惡質的情緒勞動？「拒絕的勇氣」相當重要。拒絕是不容易的，酒店環境給予勞工的支持並不強，公關在工作的當下得顧及氣氛的平衡、有時甚至是拒絕的風險、自身的安全，使得拒絕的空間非常狹窄且須要小心翼翼。花子在劇中演繹的非常好，真實的讓我動容。儘管如此，在務實的層面我們還是得面對惡意並且試圖停損，甚至嚴肅拒絕客人的惡意行為，盡可能避免不可逆的精神傷口。（未完待續）
自述下篇：下海？上岸？她們的歸處在夜裡
作者簡介｜筠筠（酒與妹仔的日常 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