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每個國家的國情和民意決定了什麼才是適合的防疫策略，然而，中國的「動態清零」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獨特性，它是如此的與眾不同，以致成了全球唯一這樣做的國家，盡管它的防疫效果從感染者和死亡人數看，確實不錯，但是，在新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有害性已證明下降，特別是對已打疫苗的人不會致重症和死亡的情況下，還採取定點封控甚至像西安這樣的封城舉措，是否有必要的確值得討論。因為對民眾來說，還須考慮極端防疫帶來的其他代價，畢竟除了健康外，人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而那些方面的代價很可能會超出感染病毒的代價。
中國政府不願對「動態清零」做出某些調整或更改，除考量到春節和冬奧的到來以及奧密克戎的傳染性高外，一個隱秘的深層原因，是當局要以少感染少死人，來為這場全球的抗疫競賽，證明中國政府比西方國家的政府更尊重人的健康、生命和價值，即更尊重人權，證明中國的體制比西方的優越；另或許還有要在中國演練一種半軍事化的戰時管制，為今後社會出現動亂等極端情況，執政黨可以有應變之策的動機。
在制度競爭中暴露死穴
新冠疫情已變成了中西方的一種制度競爭，誰的體制好，更能保護民眾的生命少受或不受病毒的侵害，在抗疫中見分曉。至少對中國政府來說，它有對民眾的這種敘述策略。疫情最先在中國爆發的事實以及武漢封城初期讓中國政府倍受壓力，也在西方的敘述中看作是中國威權體制的失敗。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和西方國家陷入泥潭，當局決定扳回這一局。和西方「與病毒共存」，依靠疫苗來解決問題的思路比，「動態清零」所要求的嚴格的管控和強制確實能大幅減少感染和死亡人士，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也會造成嚴重的人道災難，但相比死人，是中國民眾可以接受的。
於是當局就可宣布，它比西方更關注和關心民眾的生命和健康，美國抗疫下的80多萬人死亡和5000多萬人感染，成為當局散布美式人權是虛假的最好注解，因為如果對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都不願去保障，談其他權利有什麼用。這就是當局的疫情敘述策略，它在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是，既然要以少死人來證明制度的優越，它內含的邏輯就是管得越嚴越能控制住病毒傳播，從而就能使感染和死亡的越少。地方政府的防疫正是在當局的要求下，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
不過，當局未必料到的是，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的防疫策略時，必然會碰到當局的死穴。因為嚴厲的防疫舉措本身就缺乏彈性，在中國這種剛性的維穩機制下，要保證執行效果，必依賴專政工具的強制力，手段和措施的粗暴就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在社會治理上本就能力低下，像上海那樣能夠用某種人性化、可預期性和柔性處理的方式去防疫的少之又少，普遍表現出的是像西安這樣的簡單粗暴的做法。盡管它有大數據的支持，但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指導思想都還處於前現代，迷信權力、監控和強制，因此在已經開化和半開化的民意面前，一定會產生矛盾和沖突，制造民怨和民憤，以致在社會層面削弱當局的抗疫效果。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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