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體制常被贊為高效，執行力強，即便批評中共專制的人，也往往認可這一點。但是西安防疫的混亂以及由此引發的民憤，讓社會治理低下的現實展現在世人眼前。
在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危機時刻，中共的動員體制確實能夠做到高效運轉，穩住局勢，比如對武漢疫情的防控，然而也並非總是如此，這「並非總是如此」也就將被中共高效動員和強力控制的表象所掩蓋的政府社會治理低下的現實撕裂開來。
西安因疫情嚴重而封城讓人想起武漢當初的封城。然而，如果說後者倉促封城是因對這個病毒不了解，防控經驗不足從而在封城防堵中出現手忙腳亂的混亂情形，那麼西安封城有了武漢封城的前車之鑑，且在全國抗疫兩年，其他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河北、河南、浙江等出現過定點封控的情況下，再曝出種種防疫亂象，造成嚴重次生災害，被大眾詬病，就非常讓人意外。事實上，這也是西安的二次封城，在武漢封城之時，西安也曾全城封過一段時間，出現過配套措施混亂狀況，只是當時全民都關注武漢，對其他地方出現的防疫災難沒有重視罷了。
對西安這回的破防和亂象，中國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表示，西安疫情是武漢封城後最嚴重的一回，因西安面臨的是德爾塔病毒，這個病毒本身比在武漢的那個原始毒株傳播速度快得多，且西安的傳播鏈又是多點爆發並隱秘，因此西安抗疫任務非常艱巨，他希望西安能創造一種新的經驗，在疫情早期失控的情況下，如何在短期內控制。因為現在在西安發生的事情，以後也會在中國其他城市再發生。可以理解這位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對西安防控不力的某種開脫，他道出了部分客觀原因，但他寄望西安能創造一種新經驗以作中國其他地方以後出現類似情況的參照，恐會失望，除非是被當局當作一種教訓。
用一筆糊涂賬完成清零任務
西安此輪疫情於上月9日爆發，封城已有兩周，至本月5日，累計病例達1781起，單日新增病例雖連續多日下跌，5日已跌至35例，但3日又增加七個中風險地區和兩個高風險地區。月底就是中國春節，之後是北京冬奧，在這個紅線壓力下，陝西地方當局給西安下了「社會全面清零「的死命令，政府已全面動員。
西安之所以用時近一月未能像其他地方一樣控制住疫情，根據一些媒體的梳理，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對疫情的流行調查，「根本就是一筆糊塗賬」，二是應急與組織協調工作不到位。關於前者，病毒「到底是從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區，還是從入境時就漏在了機場，到現在都還不清楚」，而在此過程中，病毒可能已經歷了多代傳播。用媒體引用的防疫專家的話說，精准防控要建立在精確流調結果上，可西安沒能做到這一點。西安是個千萬人口大城市，但其流調力量無法與其量級匹配，上海有約3000人的流調隊伍，西安至少需要1000名專業的流調人員，然西安從各醫院臨時抽調的流調人數為300人。這導致一旦發生疫情，無法全員啟動，在全市內尋找可能的暴露點，此即西安在城市管理上和上海的差距，也是這次疫情失控的關鍵因素。
相對流調的糊涂賬，西安普通市民感受更深的應是封城之後，諸如全員核酸檢測、基本生活物資供應等事情。從新聞報道和社交媒體反映的情況看，市民意見最大的有一碼通出現多次故障，導致核酸檢測應急平台流量大無法登錄；一些地方的核酸檢測現場像「趕廟會」秩序混亂；政府生活物資配送不能及時到位，部分市民現食品短缺，以致「西安買菜難」成為微博熱搜詞。武漢封城初期人們吐槽和抱怨最多的，也有這些情況，西安在這方面做得甚至不如武漢，可謂處處漏洞，從而足以說明，西安基層各職能部門、崗位條塊分割、互不相通，一線情況無人下決斷、無人勇於擔責。
野蠻強制手段給人們造成的壓力超過疫情本身
引起市民不滿和輿論群嘲的還有所謂短期內強制「社會面清零」以及「一人陽性全區拉走」的霸道做法，西安獨創的這個「社會面清零」，按照西安疾控中心專家的說法，是所有新發現的確診病例都在已被隔離的密切人群，社區不再存在社區面的疫情傳播，當局為此採取的配套措施是，只要一個小區或一棟樓裡有人檢測成陽性，該小區或大樓的所有其他人都被安置在隔離區。這是一個非常野蠻的做法，西安方面認為，只有做到「社會面清零」，才能為中高風險地區盡快降級、進而全市「解封」創造條件，可它也引發了輿論有關「刻意操作隔離」，以達到「賬面上的防疫成功」的質疑。
重視人的健康和生命，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固是好事，但西安這波疫情的混亂更多不是由每日百多起的感染病例引起，而是由政府的過度防控導致，過度防控不僅造成人們的生活不便，更必須批評的是，采用野蠻手段強制人們配合和服從也給整個社會人為制造了心理壓力，它超過了疫情本身帶給人們的壓力，這還不提過度防控對基本人權的壓制。
西安疫情使人再次反思當局的「動態清零」防疫策略是否適當問題，為了完成中央政府下達的不讓疫情擴散任務，一些地方甚至到了只要出現一兩起病例，整個地區就被封控的地步，這不但在西方看來匪夷所思，即使在很多中國人看來，也是小題大做。這就涉及如何來看待「動態清零」的政策。按照一種看法，中國所以採取該策略，有某種迫不得已的成分，先不論中國政府無法像西方國家的政府那樣能夠承受死亡幾十、上百萬人的代價，鑑於中國年長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很多，他們不大可能接受像歐美一樣「與病毒共存」的做法。此外，中國疫苗的特異性使得政府無法打消民眾對病毒變種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懼，以及政府也需要保護那些因自身原因無法接種疫苗的人，故清零或許是當下最為民眾所接受，也是較可執行的選擇。換言之，從這種觀點看來，清零政策是沒得選。當局的防疫和公共衛生專家也多次表達過類似看法。
雖然每個國家的國情和民意決定了什麼才是適合的防疫策略，然而，中國的「動態清零」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獨特性，它是如此的與眾不同，以致成了全球唯一這樣做的國家，盡管它的防疫效果從感染者和死亡人數看，確實不錯，但是，在新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有害性已證明下降，特別是對已打疫苗的人不會致重症和死亡的情況下，還採取定點封控甚至像西安這樣的封城舉措，是否有必要的確值得討論。因為對民眾來說，還須考慮極端防疫帶來的其他代價，畢竟除了健康外，人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而那些方面的代價很可能會超出感染病毒的代價。
中國政府不願對「動態清零」做出某些調整或更改，除考量到春節和冬奧的到來以及奧密克戎的傳染性高外，一個隱秘的深層原因，是當局要以少感染少死人，來為這場全球的抗疫競賽，證明中國政府比西方國家的政府更尊重人的健康、生命和價值，即更尊重人權，證明中國的體制比西方的優越；另或許還有要在中國演練一種半軍事化的戰時管制，為今後社會出現動亂等極端情況，執政黨可以有應變之策的動機。
在制度競爭中暴露死穴
新冠疫情已變成了中西方的一種制度競爭，誰的體制好，更能保護民眾的生命少受或不受病毒的侵害，在抗疫中見分曉。至少對中國政府來說，它有對民眾的這種敘述策略。疫情最先在中國爆發的事實以及武漢封城初期讓中國政府倍受壓力，也在西方的敘述中看作是中國威權體制的失敗。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和西方國家陷入泥潭，當局決定扳回這一局。和西方「與病毒共存」，依靠疫苗來解決問題的思路比，「動態清零」所要求的嚴格的管控和強制確實能大幅減少感染和死亡人士，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也會造成嚴重的人道災難，但相比死人，是中國民眾可以接受的。
於是當局就可宣布，它比西方更關注和關心民眾的生命和健康，美國抗疫下的80多萬人死亡和5000多萬人感染，成為當局散布美式人權是虛假的最好注解，因為如果對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都不願去保障，談其他權利有什麼用。這就是當局的疫情敘述策略，它在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是，既然要以少死人來證明制度的優越，它內含的邏輯就是管得越嚴越能控制住病毒傳播，從而就能使感染和死亡的越少。地方政府的防疫正是在當局的要求下，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
不過，當局未必料到的是，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的防疫策略時，必然會碰到當局的死穴。因為嚴厲的防疫舉措本身就缺乏彈性，在中國這種剛性的維穩機制下，要保證執行效果，必依賴專政工具的強制力，手段和措施的粗暴就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在社會治理上本就能力低下，像上海那樣能夠用某種人性化、可預期性和柔性處理的方式去防疫的少之又少，普遍表現出的是像西安這樣的簡單粗暴的做法。盡管它有大數據的支持，但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指導思想都還處於前現代，迷信權力、監控和強制，因此在已經開化和半開化的民意面前，一定會產生矛盾和沖突，制造民怨和民憤，以致在社會層面削弱當局的抗疫效果。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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