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五人取得臺灣區商務代表資格後，僅有謝成源一人積極在日活動，其餘四人均委託謝成源代理在日的各項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半山系統的劉啟光，在其餘四名代表的同意下，1948年8月籌畫在東京築地華僑大樓內成立「臺灣區商務代表對日貿易聯營處東京分處」；但此一組織未能獲得盟總法律上的認可而作罷。自此之後，劉啟光也未在東京設置機構，而是將貿易事務委託謝成源代理。
謝成源為臺灣商務代表最重要的人物，1949年4月並在築地華僑大樓開設東京事務所，又大量接受其他商行的代理委託業務，足以顯現出謝氏在日的活躍程度。謝氏得以在日本成功，除了本身曾具有貿易經驗外，並密集式地前往盟軍總部拜訪，與當時負責貿易的主管說明臺灣的需求，才得以獲取臺灣所需的布匹、成藥、漁具等物資。此外，戰前曾任職於臺灣銀行與華南銀行總經理名倉喜作亦提供謝氏各項支援，使其事業版圖得以在東京立足。謝成源與名倉喜作關係之緊密，或能由1950年林獻堂日記中窺之謝成源多次與名倉喜作共同拜會林獻堂的紀錄。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半山亟透過各樣管道參與各種特許事業，並常作為臺灣民間與官方居間交涉關係人。從具備半山身分且不具產業經營經驗的劉啟光得以獲選為商務代表，又積極在日籌畫東京分處的開設，縱使其缺乏與日本間的關係，又未具備各項產業或商業經營基礎與經驗，或仍憑藉著熟悉中國政府當中的行政與事務，覬覦對日貿易的經濟利益。
除了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官方與民間前往日本從事貿易活動外，戰後在日的臺灣關係者亦希望運用戰前的人脈關係，發展對臺貿易。例如曾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須田一二三，在1948年6月設立資本額1,000萬日圓的日臺貿易株式會社，擔任專務取締役。在人事安排上，則是以戰前臺中青果會社的班底，計劃俟臺日貿易開放，從臺灣進口香蕉，並出口肥料和農機具至臺灣。但在國民政府尚未同意日商來臺的情形下，該會社僅能退而求其次地擔任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的日方代理商，將臺灣輸往日本的物資在日銷售。
除了上述討論中國體制的臺灣代表外，伴隨政府撤退來臺後，1950年9月臺日貿易正式重啟，改由臺灣省政府核准對日貿易商名單。若依據同年10月14日的〈臺灣省政府核准赴日貿易商人名單〉名單中，可得知最初的五名臺灣區商務代表僅剩謝成源一名仍參與對日貿易，其餘均告撤退。另一方面，在此之前以中國大陸時期經濟部為主體頒發的商務代表若仍在日經商者，由駐日代表團辦理登記，政府才得以將經濟部與臺灣省政府分別核准的商務人士進行整合，進行一元化的管理。
＊作者洪紹洋，政大經濟學碩士、博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所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合聘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