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幣匯率移除了「彭淮南抵抗線」頑強魔咒，在楊金龍新政下，究竟會否就此市場化走上持續升值之路？抑或依舊緊抓「廉價新台幣」政策，固守1998年二月以來「祇讓貶不給升」的窠臼金湯城池？正引起國內外經濟金融界大關注。
「彭淮南防線」的終結
中央銀行新任總裁楊金龍2018年3月14日首度赴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公開表示：新台幣匯率「由市場決定」，過去沒有「彭淮南防線」，未來也沒有「楊金龍防線」，任內將秉持「順勢而為、力求穩定」為基本原則的匯率政策；另外也強調，目前臺灣物價穩定，惟有內需強勁導致物價上漲，促使通貨膨脹率超過了2%，表示經濟過熱，利率才有必要調整，以利率等緊縮性措施把市場過剩資金吸收回來，但是，倘若是能源價格等供給面因素造成的物價上漲，採用貨幣緊縮政策，反而對整體經濟更不好；臺灣暫時毋庸訂定通貨膨脹目標。
楊金龍也重申「柳樹理論」，在新台幣匯率波動大時，倘若硬要強力扭轉趨勢，必定吃力不討好，因此中央銀行採取彈性的管理浮動匯率政策；同時也強調，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政策難以預測，很容易造成市場恐慌、匯率波動加劇，所以提醒企業要強化避險操作，做好風險準備，並提高產品競爭力，以降低新台幣匯率波動的影響，這讓整個經濟金融市場解讀為：未來新台幣還有相當升值空間。
新台幣有相當升值空間
市場原先預期，楊金龍在短期內可能會「彭規楊隨」，力守29至30元間匯價，但當楊金龍強調沒有防線時，市場就開始測試挑戰29元關卡：新台幣2018年3月14日升至一個半月新高，升值5.7分，收29.2元，近期或可看見28元新水準。
更加重要的是，從基本面看，臺灣目前持有4,352.63億美元的超高額外匯存底，GDP占比逼近80%，早就是全球占比第一高位國家，遠超過IMF協定第22條「結構性失衡」所定義 ±2% 上下限標準範疇，新台幣已是「非要匯率升值不可」的國際貿易貨幣。
其實早在邁入廿一世紀初，美國財政部核心智庫國際經濟研究院，就已提出新台幣應該升值到25-27元比一的價位，惟因世界金融海嘯危機，而放過了馬英九政府八年一馬，使得臺灣成為全球唯一外匯存底GDP占比最高卻可以賴著貨幣不升值的「最牛釘子戶」；到今天，蔡英文政府恐怕再難守得住僵固貨幣政策了。
臺灣悶經濟長期化的元兇禍首
過去70多年經驗中，臺灣一直是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國家，以致慣性以為貨幣貶值，亦即壓低新台幣匯率才能夠提高出口產業競爭力，帶動經濟成長空間。
這種「低匯率利臺論」及「高匯率必定傷臺論」是過去將近70年臺灣經濟發展歷程中，長期「統治」官民領袖及社會民粹決策思維腦袋的「僵直價值觀」；但殊不知，從全世界大視野歷史宏觀評斷，正是這長期「廉價新台幣」政策，乃阻滯臺灣經濟起飛後「向上牴觸玻璃天花板」，讓臺灣再也晉級發展不了的關鍵，更是最近十年臺灣悶經濟「長期化」的「骨子裡」元兇禍首。
過往兩個十年，本土民粹評論總是將臺灣經濟停滯在「中等所得陷阱」中打轉，既無能升級也無法邁前進步的癥結，歸咎於民間產業界怠惰不爭氣，以及政府在個體經濟層面所採行的戰略性重點產業獎勵促進輔導濟助措施失能不力，乃至歸咎於1970-80年代最時興的「非均衡發展策略」，已經不再彰顯作用所致。
強勢匯率國家才能廉價「輸入國民福祉」
參酌五個世紀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所有能升級進步臻至繁榮富庶先進福祉國家，幾皆繫於總體政策工具之得當運用；以此對照檢視近三十年來，臺灣經濟社會所以原地踏步不前的癥結，應該全然歸咎於總體經濟政策失當肇致的框束與侷限，也就是說，長期過高的經濟稅負總量、絕對剛性僵直不化又落伍的超級勞動自我保護主義，以及長期錯誤的「廉價新台幣政策」，三者交揉共振之結果。其中，更以超低匯率對外經濟策略，所致傷害與束縛經濟發展基礎結構無以轉化尤深。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的四個多世紀時間的全球現代經濟發展，國家貨幣高低政策的取決，與各該國家理政治國意識形態及其治國施政策略，大有直接關聯：其凡以「輸入國民福祉」為願景職志的國家，五百年來都堅定採取高價匯率國家，以發行少少鈔券，就能買入多多的外國資源、人才與疆界市場，其運作結果，當然都能維繫作為發展先進的國家社會；而其凡以廉價「輸出國民福祉」以換取高值外匯或對外國際購買力的國家，典型像臺灣一樣，則皆相對貧窮落後或者祇能夠停駐在頂多是「開發中國家」階段，陳陳相因結果，祇好侷限慣性的低匯率政策，持續以廉價「輸出國民福祉」方式，換取可依存的有限外匯收入。
總體經濟策錯誤略肇致薪資停滯倒退
一國貨幣在國際市場失落了價值，經濟產業貨品也隨同失去了應得的市場價格，因此造就了經濟社會也貶值的「廉價國家」。知識經濟社會及發展先進國家政府時時在努力衛護其國家貨幣在國際市場乃至全球市場的地位與價值，最根本道理，也無非盡在於此。
事實上，從空間幅員、人口規模及天然資源條件看，臺灣與當今高列先進國家社會的「三蘭經濟」(荷蘭、芬蘭、愛爾蘭)並無二致，祇是三蘭經濟搭藉大英國協或大歐洲經濟體之裙帶，堅定採行「高價匯率政策」成為典型「輸入國民福祉」社會，所以長期維繫其為高所得先進福利國家地位。
反觀臺灣，長期沉緬於僵直窠臼的創匯或賺取外匯方式，至今猶不懂得像三蘭國家一樣，高值化運用人力資本創出高額加值能力來創匯，祇能高價進口原物料，利用低廉勞動力為犧牲，以「高值進、低加值出」代工代勞方式，相對廉價輸出。因此，當國際原物料因能源危機、金融危機而迭迭漲高之際，而廉價新台幣政策又在民粹壓力下不敢動彈，惟有更嚴厲壓抑廉價人力資本為犧牲，以彌補平衡。
過去三十年臺灣薪資水準的停滯倒退，民粹責以商人黑心、企業富人無良，恐怕都是失真莫名的刺偏了矛頭、射錯了標靶；其實，真正頹退臺灣的元兇禍首，應該是國家長期廉價新台幣「輸入國民福祉」的錯誤總體經濟策略。
廉價匯率最易肇致輸入型通貨膨脹
以人口紅利低廉勞力及腦力加工出口賺取外匯的多數開發中國家，或仰賴秉賦資源外銷換取外匯的更多低度開發國家，慣以發動「壓低匯率拚出口」匯率戰爭，其所經常動用的總體經濟手段工具就是貨幣，以本國貨幣在外匯市場的低廉價位，即所謂「高競爭性匯率」，讓實物經濟產品及象徵經濟事項的出口，都有全球激烈競爭市場的顯著便宜的「價格競爭力」優勢。
在國際競爭市場上需求不變情況下，要降低一國匯率價格，就祇能大幅增加該國貨幣供給，換句話說就是在外匯市場提供大量本國貨幣買進外幣。以三支箭名世的日本安倍經濟學來說，由黑田主政的日本中央銀行，希望藉由日圓貶值以有助達成年通貨膨脹率2%目標，乃依循QQE雙重量寬政策撳下日圓印鈔機按鈕，把印出來的日圓傾銷到外匯交易市場上，日圓數量越來越多，就越來越不值錢，當貨幣越來越不值錢，就得用更多的錢來換取財貨與勞務。尤其進口商品價格會最快受影響，進而造成國內通貨膨脹率提高。
貨幣弱國導致資本加速外流
在臺灣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最愛說的一句話「新台幣匯率由供需決定」的真相與後果就是如此，而自1998年以來，長期以犧牲全體國民經濟福祉為沉痛代價的「彭淮南抵抗線」，因此僵固構築，也造就了動彈不得「廉價新台幣經濟體」。
但是，倘若臺灣也比照日圓的貶值幅度，讓新台幣貶到60元兌1美元，則真的臺灣產業經濟在全球市場的出口競爭力，會因此倍增提高麼？
事實上會看得到新台幣如此貶值的結果，卻可能造成資本外流：更多民眾會把手上存款換成美元，以免新台幣越來越不值錢；資本市場的外資，也可能加速脫手持股，俾免股票賺的錢，因新台幣匯率貶值而淨賠；進口原料中間財成本大漲，多數出口導向產業無法獲利反倒賠錢，更造成眾多進口商與中小企業營運困難。其結果是整體國家國際收支資本帳由藍字逆轉赤字，肇致嚴重「資本外逃」。
是市場價值而非匯率高低可提高廠商競爭力
從日本過去十年的「印鈔救市」，造成大幅度日來匯率貶值，對日本經濟復甦或國民福祉反而根本見不到有實質提升，日本民眾購買力及消費力受到負面衝擊，高加值製造業更加不願意回流母國投資營運；日本東京商工研究公司調查顯示，因為安倍QQE日圓貶值，日本廠商企業破產倒閉案例件數，反而為之倍增上。
臺灣長期競爭敵手南韓，儘管已然跟歐洲與美國完簽了FTA，但是因為韓圜採取匯率貶值政策，反而使得領先創新、高加值的三星智慧型手機，在國際市場上依然節節敗退，而南韓經濟成長率也因此並不甚理想。
反觀美國，過去幾年繼續採取「強勢美元政策」，美元匯率持續走高，反而更加有利於經濟改善，加強外資外人資金流入，也大大有利於製造業回流投資營運；特別是高加值的Apple產品仍然熱銷，Google、Amazon和Facebook等可國際化服務業，也都能持續顯著成長。顯見取決國際化產業經濟成長與廠商營收獲利的，並非是一國匯率或關稅的強弱高低，而是產品與服務所能提供的「市場價值」。
貨幣貶值也會導致國家價值衰敗
國家產業競爭力，原本就不是靠匯率貶值來維持的，而事要有持續不斷的民間投資與科技創新，才能提升實質的國際競爭力乃至全球市場競爭力。
也唯有產業競爭力得不斷提升，才能有效提高國家經濟社會的吸引力，引進更多的外人投資及激勵本國投資創新的積極增加，拉抬產業經濟部門更加升級進步而健全壯大國家經濟條件能力促進更高級化的國民消費水準能力，良善國民福祉，也因此增進國家外匯存底，減少國家主權債務水準；主權債權或債務的變動通常也就會積極影響到國家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價值地位與支付購買能力。這也就是說，一國貨幣的堅強升值，可以代表一個國家價值的總提升，而相反地，一國貨幣的衰敗貶值也會導致一個國家價值的總貶損與大衰敗。
中央銀行越俎代庖 深烈傷害國家經濟體能
所以在先進國家體制中，國家貨幣價值指標的匯率政策悉財政部來掌理，像臺灣之用中央銀行掌理的，即使在落後經濟也不多見。
一個國家中央銀行的核心任務就是維繫社會物價水準的持續穩健與波動縮小。物價穩健是國家經濟可以真實穩健成長發展的基礎，也是安定國內消費、投資持續成長的誘發因素；但是正常國家社會的起碼暢順成長發展，唯有靠物價水準至少2%以上，才有可能獲得維持，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經濟體，有了兩位數以上的超級通貨膨脹或35%以上的惡性通貨膨脹，固然引申社會動盪，國民福祉嚴重消蝕，損害國民經濟安定性，但是倘若物價變動成長幅度低於2%，則通貨萎縮所造成的經濟停滯頹退不張，也會造致國家經濟衰退蕭條，同樣有害於經濟正常成長發展。
一般國家中央銀行的職責盡止於此，通常是以貨幣發行流通的節制管理，並以利率水準的浮動調節貨幣流通分配，來維持物價穩定，不像臺灣竟然由中央銀行兼管貨幣的國際市場兌換價格，1998年以來任由彭淮南一夫當關，整個外匯市場都是中央銀行說了算，徹頭徹尾干涉操控新台幣匯率水準變化，最終回過頭來，又徹頭徹尾左右影響了國內產業投資與民間的消費力，使產業經濟不能也不願升級轉型進步，以金融為首的可貿易服務業(tradeable services)根本無能成長發展提升國際化競爭力，內需市場困頓滯騃不前，對整個國家經濟體能傷害最烈最深。
高級化翻轉國家體質的「臺灣機遇」
2017年4月15日美國財政部公布「主要貿易夥伴外匯政策報告」，將臺灣等六國列入「觀察名單」，乃使臺灣操控匯市多年的「彭淮南抵抗線」干預作法，受到威嚇性制約，乃有楊金龍移開政府「有形污手」干預的「彭規楊不隨」說法；在暫期之內「失去了保護傘」的對外經濟部門營運，可預見勢必遭受莫大衝擊，甚至於會大大限縮最近數年之內的臺灣經濟成長率。
依國際經濟學與比較制度經濟學觀點，要改變國家貨幣之國際價格的高低強弱，向來會準照自由市場機制或實質經濟購買力而為「經濟理性決定」的成份極低，歷年所見，國際匯率高低，根本都取決於強權大國政治角力之感性與溝通協調。
因此，藉助於川普政府已決意「放棄強勢美元政策」之激情感性機遇，臺灣似乎應該適時大破大立地，修正長期廉價「輸出國民福祉」的超低匯率政策，將臺灣這個世界級的「高科技創新國家」，換軌改走「高匯率策略」，積極自我翻轉成為廉價「輸入國民福祉」國家，高蹈挺進亞洲先進科技大國路線呢！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