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學生愛國運動，我以為五月十三日是個轉捩點。在這之前，學生已經回校復課。但料想不到的是，五月十三日，學生當中有一批強硬分子採取了更為激烈的方法：宣布絕食。這在鄧小平看來，無疑是鬥爭的升級。恰恰是五月十三日那天，我離開了北京。
當時司法部預定五月十四日在武漢召開「非訴訟實務研討會」，從律師業務角度考量，當然挺重要，只是與我主編《中國律師》的工作沒有直接聯繫，我沒考慮參加，只派了記者列席。當時主管律師工作的常務副部長陳卓說：「思之同志，我不懂業務，請你幫幫我的忙，陪我去搞點成果出來。」這是全國性的會議，各地律師協會的負責人和主管非訴業務的律師，都給集中在一起，作為部裏的負責人不懂業務，解決不了問題，也是有點不好意思。我心軟，經他三說兩說，同意了。
五月十三日飛武漢。這一步，對我的政治生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作用。因為後來閻如一告訴我說，你剛走，嚴家其他們就託人找你，想請你同他們一道搞「廣場大學」，沒想到你離開了北京。聽到這個消息，我心想，這是上帝保護，如果我不走，肯定會跟他一起辦廣場大學，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注定戴上，一時抓不住也必遭通緝。所以我想，陳拉我去開會，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時候對我還是很寬厚的。
賓館大廳，忽聽「軍情」
到了武漢，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馬良，這個當地法界的顯赫人物，來看我們。他過去當過省司法廳廳長和高院院長，認識陳卓，我同他是訪日時建立的友誼，那段日子我們處得很好。記得是五月十四日晚，馬良來聊了大約一個小時。告辭的時候他躬身說：「別人別送了，思之得送送我呀」。我聽出這話裏有話，就說：別人留步，我當代表。邊說邊跟著他起身，走到大堂大門旁邊，他把我拉到一個大柱子背後，說：「告訴你一件事，這次學潮很不簡單，問題太複雜了。鄧大人此時，帶著他的兒子正在這裏開最高軍事會議，商量對付學潮。你千萬小心點，別摻進去！這話我只能對你講，別人，不說了。」
這個情況當然對我有刺激，說明五月十四日之前鄧大人已經決心要對學生下手了，不然開什麼最高軍事會議！誰都能判斷出這個情況有它特殊重要的意義。然而這距被誣為「暴亂」的「六四」卻還有整整二十天！
（六四迄今還是中國撫平不了的痛。取自維基百科。）
為了坐實這次會議，後來我查了很多資料，包括鄧小平年譜，五月十四日都找不到他，他在何地幹何事居然都沒有記載，連趙紫陽都不知道他在哪裏。後來我看到一個材料，六四前美國衛星拍到北京城有四個包圍圈，那無疑是幾十萬大軍，三天兩天當然調不來。再說，動幾十萬大軍，肯定不是對付學生的。陳希同當時發狂說對付學生給他一個團就夠，狂是狂點，倒也接近實際。這幾十萬人馬顯然是對付他們自己人的。也就是說，鄧大人對自己的部隊已經不敢完全信任了，很有可能他會發奇想：趙紫陽究竟要幹什麼？警惕性高，所以調了幾十萬人馬。這件事至今沒有人提及，讓人弄不清是怎麼回事。馬良忠厚善良，絕對不會撒謊編造。
鎮壓真相來自「敵台」
「六四」，當局怎樣鎮壓學生運動，我的消息主要來自「敵臺」，美國之音，自由亞洲，法廣，都聽。
我的中學好友趙明元，一九四九年以後到了臺灣，轉赴彼岸入了美籍，他手上有一套關於「六四」血洗的錄影帶，留給我的。看後最受震撼的是兩個鏡頭。一個是「孤膽英雄」王衛民（王維林），隻身赤手攔阻隆隆通過天安門的裝甲車隊的英姿，一個頂天立地不畏任何強敵的古今獨有的英雄！那氣勢，幾十萬大軍又算得了什麼？一堆鋼鐵又有什麼了不起！一下子讓人想起文天祥的〈正氣歌〉：「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他的形象，他那英姿，永在我腦際，恆居人心頭。二十多年過去，他至今下落不明。江澤民居然答覆記者說：「我也不知道那人到哪兒去了。」這是什麼話？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你難道沒有責任查清問明做個交代？
再一個鏡頭，也許鮮為人見。六月三日深夜，戒嚴部隊一槍把天安門廣場的一盞燈給打滅了。據熟悉情況的人講，打滅這盞燈，主要不是製造黑暗以便下手，它是個信號，動手圍殲的信號。我從鏡頭中看，燈滅，步兵端著明亮刺刀包圍帳篷，然後朝裏頭捅刺刀，而且是轉圈四周捅。我不禁要問：如果帳篷裏沒人，你捅什麼？如果有人，這樣捅，後果是什麼？明晃晃的刺刀啊！沒人下令沒人組織，士兵會這麼幹嗎？
「六四」過後第二年，我參加十八中與東北中學的聯合同學會。會長是我的老學長丁鐵石將軍曾任裝甲兵技術部部長，是解放軍坦克部隊的奠基人，那年剛剛離休不久。據他講，他那時到馬路上一看，心裏就明白了大半。原來那些裝甲車都是要報廢的，不僅如此，他說：儘管是一些不中用的裝甲車，沒有火焰噴射器也是燒不著的，甩上幾個汽油瓶子不可能點燃。如此這般，還有什麼話可辯好說？
（八九年在廣場的吾爾開希。）
一幫青年學子，哪會是軍閥政客的敵手！誠然，「六四」也有幾個解放軍犧牲，但他們不過是「犧牲品」罷了。嗚呼！可憐的人們！
人們至今還在發出疑問：「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統計這個數字，作為一個組織如此嚴密、掌握一切手段的集權政府，絕對易如反掌，只是不肯公布實情罷了。我只知道一點側面信息。我有一個婚姻案件的當事人，協和醫院大夫，她告訴我，「六四」當天早上從他們醫院就抬出去六十幾人，她說，這個情況要求絕對保密，你千萬不能對外講。啊！一個醫院就抬出幾十個，北京有多少家大醫院啊？至於有的官員講死了幾百人，我根本不信，儘管我沒有可信的根據，但真相終有「解密」之日，歷史歸根到底是公正的。
我也有「為了忘卻的紀念」
記得是六月二十三日，全國總工會辦的工運學院，勞動法專家關懷教授是他們的教務組織者之一，此公是我朝陽的同學，一塊鬧過學運，非得讓我去給法科學生講一次課。說現在來上課的好老師不多了，你得來給我撐撐門面。多少人勸我不要去，可我想，既然有這麼個機會，藉機抒發一下鬱悶之氣也好。可是講什麼呢？「六四」不讓講，如硬要講，首先是給人家學校添亂找麻煩。思來想去，想到了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在上海龍華一次槍殺二十四個青年作家，其中包括魯迅喜愛的青年朋友柔石。兩年之後，即一九三三年，魯迅寫了這篇紀念文章，行文很有感情，其中有一段淚說：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
……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敍完情況，另起一段，請注意是另起一段：「原來如此！……」只有四個字，之後用了兩個標點符號，一個驚嘆號，加一個刪節號。這是內容何其豐富、感情多麼豐沛的標點符號，簡直抵得上千言萬語，萬語千言。
好！講「標點符號」。於是我把它放在律師辯護實務的表達方式這一節中演說。先講了魯迅文章的背景、脈絡和他的感情，然後對這兩個標點符號的作用著重發揮——
原來如此」之後虛無一字，而用標點符號表達思想感情，只應這樣理解：
「原來」我們的戰友是「如此」英勇；
「原來」我們的敵人是「如此」兇殘；
「原來」我們的政權是「如此」暴虐；
「原來」我們竟生活在「如此」黑暗的時代！
還有，還有，一個「省略號」，盡在不言中……。我沒有隱藏憤怒的指向。講時含淚，學生中有人受了感染。課後同友人談起，仍有不平之氣。他們都說，「小心你可能走不成。」而我想的則是：即使為此要上斷頭臺，也不後悔！走不成算什麼？
講完這堂課，六月二十六日，我去了美國。不是「走」，飛了。這是一年前約好的到趙明元那裏度假，他早把機票寄來了。
我的學生唐振麗駕車送我到機場。從她那裏要了一百塊錢交「機場建設費」，按當時的規定，出國人員不准帶人民幣出境，但找不到地方交，問一位工作人員，他非常不屑地給了我一句：「還交什麼建設費？也不看看是什麼時候！」
上巨型波音七四七，乘客連十個人也不到，空姐說，隨意坐，躺著睡也行。登上頂層，空無一人，我寬寬鬆鬆地「睡」到了舊金山。
反思「六四」：拖延了民主進程
（六四是歷史開了中國一個大玩笑。取自六四維基。）
毫無疑問，「六四」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學生運動。而今二十多年過去，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待問題，全面評價這場運動，似乎還應當認識到：如果當時在廣場主事的激進派有清醒的頭腦，情況的發展不至於造成當時的悲劇，形成今日的局面。無情的事實是，「六四」把中國的民主進程大大地往後拖了。趙紫陽也好，胡耀邦也好，他們的是非功過我們這裏不做評論。當時的形勢，儘管「官倒」猖獗，腐敗已然橫行無阻，經濟的發展並不如人意，但總的說是朝著民主改革這個方向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而且大體上有了成效。比如說，現在唱高調的所謂政企分開，實際上胡趙那個時候就已經幹起來了。由政企分開到黨政分開，也動起來了，突出的標誌是政法委已決定撤銷，全國各地的政法委都搖搖欲墜，在等著中央下來一個紅頭文件就走人了。北京市政法委只留人看門，已是人散樓空局面。可是「六四」之後，鄧大人一夥要加強「專政」，不僅沒撤，權力反倒擴大了，這些年幹了多少蠢事壞事啊！它代替了或者代表著整個公檢法這套專政機器，實施以黨代法，黨就是法，這個政治玩笑開得太大了！
當然，我無意也沒這個水平更沒資格來全面總結「六四」，我只是感到這些教訓值得記取。我對有些學生領袖心有不滿，根源即在於此。
還有，整個運動是好的，但對個別學生領袖的思想、行動及其作用恐怕還得具體分析。他們在運動後的政治表現，更是參差不齊。此刻忍不住想說：他們有些人的作為真的愧對當年那些流著熱淚在各方面聲援支持他們的老爺爺、老奶奶。吾爾開希初抵美國西岸，受到極為熱烈的歡迎，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奶奶手持鮮花，擠過人群，摟著他聲嘶力竭地只喊出了一句話：「孩子，英雄啊！」我忘不了這個醉人的場景！吾爾開希先生，你還記得否？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本文選自作者回憶錄《行者思之》（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