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研依法是「最高」學術研究機關，最高，當然代表一種基於專業與科學而形成的權威與超越，即使直屬總統府，總統却也不能對中研院頤指氣使，威權時代的中研院都能力抗國民黨（蔣介石）把手伸進中研院，民主時代的中研院反倒倚附當道，為權力者不夠專業的疫苗背書，這是對科學與專業的背棄。
第四，中研院適用科學技術基本法，院長是全台灣唯可以擁有雙重國籍的特任官，法律賦予的優遇，是期待科學分析的客觀性與超然性，院長就算不能「一槌定音」，也要扮演紛雜時「清醒的聲音」，心存「挺過爭議危機」的僥倖，是辜負了社會對中研院的期待。
學以濟時艱，知識份子不該是社會絕緣體
隨便舉例，質疑高端緊急授權的陳培哲院士，對實驗室染疫事件，要求「總統府應該給個交代，有責任說清楚如何管理中研院？」總統府若真能管理中研院，這個「最高學術機構」大概也到了可以打烊時候，真要給交代的就是中研院，廖俊智身為院長，當然應該解釋清楚，在全國、全世界被COVID-19 所苦之際，最高學術研究機構自己設定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如果連實驗室人力到底缺不缺，缺了如何補救都有兩說，却讓總統、執政黨舉黨寄希望於一支不成熟的疫苗，豈不荒謬？
根據中研院組織法，中研院任務有三：一、人文及科學研究；二、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三、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三者環繞的核心就是研究、學術和人才，然而，中研院不是象牙塔，自創設伊始，「學以濟時艱」就是中研院的傳統，甚至是核心價值。九年前，中研院一研究員為了抗議荒謬的《環境教育法》要求各機關輪調人員上課，以身試法被罰五千元，社會為之叫好；這次實驗室感染事件被罰十五萬，中研院摸摸鼻子認了，社會亦無聲援之聲，何以故？正是擁有龐大學術資源的「殿堂」與社會疏離太過。
當年胡適駁蔣介石，為中研院奠定不被政治干擾的空間，不是要讓中研院成為社會的絕緣體，做為知識人的匯聚之地，在艱難的時刻，中研院要展現知識份子的專業與風骨，不能讓社會望穿秋水，遙視殿堂而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