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還沒有憂鬱症的概念，朱重明只知道她很不快樂，半夜常常被惡夢驚醒，哭呀哭個不停，在黑暗中，就那樣坐著，看著幽暗的天色，直到天亮。1949年生下了第一個孩子朱復圭，1953年生下第二個孩子朱復轟的時候，朱重明已經67歲了。
童年的時候，朱復轟常常看見母親獨坐在幽暗的一角，默默流淚。她的眼窩也深深鎖著一層霧一般的憂傷。有時她會突然發怒，大聲罵人，卻又不知為了什麼，自己又沈鬱下去，默不作聲。有一次父親只說了一句「菜怎麼有點鹹」，母親就把所有菜都倒入垃圾桶。父親怕爭執，常躲在學校研究室。而他和哥哥只能靠著父親請來的保姆照顧生活起居。有時，母親發病的時候，朱復轟會怕得爬到家後面的大樹上，躲在那裡，直到母親不再生氣。
後來，朱重明認為這樣也不是辦法，於是鼓勵她把這一段歷史寫下來。楊惠敏在書寫中，一點一滴，找回當年那些記憶的細節，四行倉庫的橋邊，英軍協助的溫暖，炮火紛飛的爆炸，槍林彈雨的冒險，苦難流亡的勇敢，美國之行的風光，各國政要接見的榮光。那些被幽暗壓抑的記憶，逐一歸來。她彷彿在寫作中，找回那個熱血愛國、奮不顧身的女童子軍，那個被關押在渣滓洞的黑牢裡，等待拯救的楊惠敏，更找回那勇敢俠情的本性。
她彷彿透過寫作，把自己一生的冤屈，一腔的怨恨，一生的榮光，一次訴說。
1969年，《八百壯士與我》一書出版了。雖然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她把書送給了孫元良，以及當年參加過抗日的老朋友。這一段記憶，仍鼓舞著人心。
1969年，八十三歲的朱重明從台大退休，隔年就過世了。
1971年，由於外交失利、失去聯合國代表權，台灣興起一陣愛國宣傳片的電影熱潮。先是《英烈千秋》繼之《八百壯士》。
《八百壯士》籌拍之初，導演丁善璽知道楊惠敏故事，其人也在台灣，非常興奮的前來請教。楊惠敏也非常高興，和導演、劇組熱切交流，說著當時的場景細節和許多人的事跡。當她看到導演要林青霞游過蘇州河，將國旗送進四行倉庫，忍不住糾正說：「不是這樣啊，當時我是用爬過去的，在鐵絲網下面爬的。出來才是游水的。」然而丁善璽說：「妳就別管那麼多，電影就是要有戲劇性。妳那樣拍不好看。反正送國旗就對了。」最後她只好將歷史原貌說說就算了。
電影出來後，造成非常大的轟動，宣傳的時候，找了她和林青霞合照。後來蔣經國還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辦電影放映會，邀請她去出席。電影放映到中間，銀幕上的楊惠敏獻了旗，謝晉元用兩根竹桿接起來，把國旗升上去的時候，響起雄壯的歌聲。此時台下的楊惠敏竟激動得不能自已，突然站起來大喊：「立正！敬禮！」自己還舉手行童子軍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