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如果像電影，可以結束於最輝煌壯烈的一刻，只留下絢麗、燦爛、熱血、英雄的最後一幕，歌聲響起，幕落下。那該多好！
如果蔣介石的生命結束於抗戰勝利的那一瞬，便不會有後來的國共內戰，敗亡孤島。一如尤里西斯結束於打下特洛伊的勝利時，便不會有後來漂泊十年不得返家的旅程。
然而，時間是延續的，歷史是連綿不絕的，燦爛煇煌過後的際遇，那尋常而折磨人的生存處境，才是真正考驗人性的開始。一如尤里西斯漂泊的旅程，是死生的考驗，卻是另一部史詩的開首。
八百壯士的最後一幕，無論是1975年的台灣版，還是2020年的大陸版《八佰》，都是結束在歷經槍林彈雨，穿過那一條生死交界的橋，在壯烈的拼搏之後，讓八百壯士最終得以達到英租借，得了一條生路。
然而，後來倖存的三百多個壯士，和那個女童子軍楊惠敏，卻在後來的旅程歷經磨難，漂泊天涯，流浪死生。那未曾說出的故事，更加驚心動魄，無由言語，只能默默凝視戰爭下，生命的卑微，戰亂時代的無奈，以及人性的最後的尊嚴。
2020年九月，《八佰》上映後不久，我接到老友唐湘龍電話：「電影中那個女童軍楊惠敏有一個次子叫朱復轟，希望能與你連絡，他有心重出母親的書，想請你幫忙寫一篇序。」雖然並不相識，但我好像聽到歷史召喚一般，想都沒想就回應了。直覺告訴我，當歷史來叩門，一定有它的道理。那背後，還有它未曾訴說的故事，需要被聽見。
朱復轟隨即帶來他母親已絕版的著作《八百壯士與我》一書。此書寫作於1969年，原本寂寂無名，1975年丁善璽導演的《八百壯士》上映，轟動一時。當時林青霞主演的楊惠敏一角萬眾矚目。但電影主角轟動，真正的主角楊惠敏卻備受冷落。她希望去看戲，跟拍攝的中影公司要電影票，竟只得了四張。而相關人員對她不理不睬。她非常生氣，告訴了孫元良將軍。當年，死守四行倉庫的524團，就是屬於孫元良將軍的八十八師，謝晉元團長是他的部屬。孫元良的兒子秦漢，也在電影裡參與演出。孫元良聽到楊惠敏受冷遇的消息，非常生氣，隨即拿出了三千元，印刷了一份當年死守四行倉庫的相關資料與照片，成為一本簡單的書，帶著楊惠敏，拿去西門町電影院的門口，公開叫賣。
隔天的報紙即以「電影銀幕是主角，戲院門口當小販」為大標題，附上楊惠敏照片，刊登出來。這是何其反諷的一幕。這時中影公司才驚覺事態嚴重，馬上來招呼照應。而此時電影《八百壯士》下做為政策片在轟轟烈烈的宣傳著，全台大賣。
孫元良貴為退休將軍，依舊如此烈性，而楊惠敏的耿直個性，由此可見一斑。
直到這時，《八百壯士與我》一書終於重新出版，並發行到一些學校中，成為學生學習的典範。
朱復轟說，從小到大，他常常看見媽媽自己坐在那裡，眉頭緊鎖，眼神深沈，神情憂傷，久久不說一句話，有時呼喚她，也沒有回應，好像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裡。那時候的社會，根本還不懂得什麼叫做憂鬱症，只知道她心事重重，鬱鬱寡歡。還好，爸爸是台大教授，年紀比媽媽大了三十三歲，經濟上還算小康，家裡請了保姆幫忙照料。
是直到1975年電影放映了，八百壯士重新受到肯定，她再度成為被矚目的英雄，她才願意走出來，面對自己是楊惠敏的歷史。自1947年來台灣後，為了隱姓埋名，她改名「楊希賢」，已經二十幾年了。
朱復轟可以感覺到，媽媽終於走出了憂鬱，擺脫那些陰森慘然的過往，走出內心的長夜，開始在陽光下展露笑容。
然而，那長夜，已經緊緊籠罩她的心，長達三十五年。
一切都得從八百壯士撤出四行倉庫，穿越槍林彈雨，走入英國租界開始。
1937年10月31日，謝晉元奉蔣介石的命令，指揮倖存的三百多人退入英租界，進入跑馬廳，隨即依照國際公法，全體解除武裝。當武器全部繳出時，所有士兵淚流滿面，他們知道，戰鬥被結束了。
11月1日，孤軍被帶入膠州路的意國兵營，畫定界限，不能跨越租界一步，自此成為租界區中的「國際俘虜營」。僅存者被稱為「孤軍營」。由於受到上海市民支持，常有上海市民、外國友人有感於他們的英勇，會贈送各種食品日常用具，供其使用。每個周末有如節慶，可以自由進出參觀孤軍營。但隨著日本侵略擴大，戰情惡化，他們處境也愈加艱困。
謝晉元並不氣餒，他知道部隊有大部份士兵是文盲（一如《八佰》裡所刻劃的那樣），他籌辦讀書班，讓士兵有機會受教育。每天早晨，他依舊集合所有人，作五分鐘的精神講話，跑操場，維持體能鍛鍊，隨時準備上戰場。1938年8月11日是八十八師在無錫誓師抗日一週年紀念，孤軍特別向租界當局要求舉行一次正式的升旗典禮，不料受到營房外駐衛的白俄人的干涉，光天化日之下，對著手無寸鐵、準備升旗的壯士掃射，造成四人死亡，十一人輕重傷。
他們痛哭，絕食五天抗議。然而，在租界裡是列強的天下，孤軍處境形同俘虜，有冤無處申訴。從此後更不准升旗，只能唱著國歌，在心中升旗。日子一天一天消耗著。
1940年，汪精衛政權成立後，為了擴大宣傳，積極拉攏謝晉元，許以重金甚至陸軍總司令，都被謝團長嚴辭拒絕。1941年4月20日，謝晉元在清晨五點舉行早操跑步的時候，突然遭到四個持械暴徒的暗殺。他的副團長上官志標捨身上前要搶救，卻不敵暴徒的刺殺，身中六刀，不支倒地。謝晉元壯烈犧牲。
這四名暴徒是誰派來的，眾說紛紜。然依當時上海情況，當屬汪精衛無誤。
1941年，隨著日軍發動珍珠港突襲，太平洋戰爭爆發，冬天12月28日，已經與英美交戰的日軍毫無顧忌的攻入租界。最後的孤軍至此全部成為俘虜。從四行倉庫撤退至此，他們作為上海的精神支柱，在敵人佔領區的租界裡，堅守了四年一個月又二十八天。
為了打散孤軍，日軍將他們編入各地成為苦力、奴工，甚至遠至南洋島國。直到戰爭結束，僅有一百餘人倖存，回到上海。他們有一些人回到上海，找一個小工作維生，甘心為謝晉元守墳。這些平凡的生命，仍持守著義人的精魂。
為了搶救謝晉元而身負重傷的副團長上官志標幸而未死，被日軍送去當苦力，因勞苦過度而病倒，幸而他機警勇敢，在送醫途中逃脫，一路潛行，轉入地下，在江浙皖邊區參加游擊隊，直到抗戰勝利才返回上海。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什麼因緣，上官志標在1947年來到台灣，在台南擔任籍籍無名的兵役科長。沒有人知道他是當年死守四行倉庫、轉戰南北的大英雄，只待他如同一個帶著上海口音的外省人，一個平凡的、過早蒼老的小公務員，彎著腰在台南新營的鄉間，踽踽獨行。只有同樣來到台灣的楊惠敏常常去新營探望他，珍惜他眉宇間，那永不消逝的英雄氣慨，和蒼老寂寞的病軀。
然而，四行倉庫的英勇記憶，也只有他們倆能夠互相分享，惺惺相惜。上官志標奉公守法的在台南新營工作了二十年，於1967年九月過世。
最傳奇而知名的是楊惠敏。她一生敢做敢當，愛好冒險犯難，彷彿不往險處一決死生，便有負自己氣概一般，只要可以報國的事，她都可以朝著艱險前進。
楊惠敏獻完國旗，被謝團長硬逼著離開而跳下蘇州河後，安全抵達公共租界。四行倉庫撤退後，她也跟著進入國際俘虜營，替已經解除武裝的傷兵戰士服務。
然而，消息很快傳來，日軍痛恨那個暗夜獻旗的女童軍。那整個情節，實在太戲劇性了，在路透社圖文並茂的報導後，感動了全世界，達到非常好的國際宣傳效果。日本人恨得懸賞一萬銀元抓拿她，傳聞準備要將她活埋。
英軍司令得到情報，力勸楊惠敏趕快離開上海。當時上海已被日本佔領，黃埔江上滿是日本巡邏的軍艦，一般船舶隨時接受檢查，楊惠敏若在船上一定會被查出來。1938年元月一日，義氣而崇敬英雄的英國司令基於對楊惠敏的愛惜，派遣一艘遊艇，掛著英國旗，再派兩名英國士兵和一個萬國商團的成員陪同，單獨護送她離開上海，一路保護她。三天後，船終於平安抵達金華。這是日本尚未佔領的地方。自此，楊惠敏脫離日本魔掌，但也單獨面對所有艱難，跟著無數的難民，開始踏上流亡之路。
楊惠敏從金華走到永康，一路目睹難民在飢寒交迫的寒冬裡，互相扶持而行。頭頂上是隨時來轟炸掃射的日本飛機，沿路是死傷貧病的軍民。童子軍出身的她看到傷兵就認為應當去照顧。然而到處是傷兵，公路上、車站裡、鄉道邊，根本多到連軍隊自己都照顧不過來，更不必說流亡中的小女子。然而她是一個生性熱腸的人，看到傷兵受傷又飢餓哀嚎，忍不住用童子軍野外求生的方法燒開水給他們喝，又自掏腰包，花了六個銀元去買一大袋饅頭，分給傷兵充飢。然而這也是杯水車薪，整個中國就是大流亡，幾千萬人同時在道途上，誰有能力餵養他們？又有誰能保護誰呢？
讓楊惠敏感動的是，年輕的學生、農民、工人會主動來照顧人，即使忍飢挨餓，也一路帶著大家唱著抗戰歌曲，鼓舞士氣。
像一條條黃色、混濁、蕪雜、悲苦，卻又充滿求生意志的大河，以渾厚的大合唱，緩緩向大後方流去。
到達南昌之後，她住進一家小旅館，卻不料半夜有人來查房，看見她穿著軍服，就認定她是逃兵。等到她寫出自己的名字，拿出童子軍的證件，他們立刻訝然道：「啊，原來你就是上海四行倉庫給八百孤軍獻旗的那一位女童軍！為什麼不早說？」而此時上海童軍團也已經到達南昌，楊惠敏隨即歸了隊。為難民和傷兵服務。
1938年，楊惠敏到達漢口，接受三八婦女節表揚，同時受到各方政要的接見。包括了蔣夫人宋美齡、汪精衛、孔祥熙、湯恩伯、熊式輝等。她逐漸成為一個抗日的代表性人物，受到各界矚目。
1938年七月，她獲選參赴美國參加八月在紐約舉辦的「第二屆世界青年和平大會」，同行者有後來的駐美大使周書楷、後來的立法委員林棟、徐君佩、漆中權等，當時他們都是國家正在培養的青年外交人才。楊惠敏可以感受到，他們都是世家子弟，外文訓練良好，只有她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高中生，什麼都不懂，像個土包子，她的幾件正式旗袍還是當年婦女運動領袖沈慧蓮給她置辦的。
然而由於路透社、BBC對獻旗事件的報導，她卻是代表團裡最為世界所知的人，因此被推派為代表上台致詞。她訴說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戰地所見老百姓轟炸死傷、流離失所的慘狀，說到激動處，把一雙破破的鞋子脫下來，拿在手上說：「這一雙鞋，曾跟隨著我走過中國的戰地，皮鞋上沾滿中國人的血，同時也有日本人的血。中國人的血是為抗戰而流的，我們永遠不會停止抵抗，為保衛我們的國土和人民的生存權利而寧可血流成河。…」
她的演講激情感人，贏得歡呼雷動，掌聲歷數分鐘而不息。會議閉幕典禮時，羅斯福總統偕夫人蒞臨致詞，隨後並接見了楊惠敏。隔日，美國各大報都刊載了這一則消息。楊惠敏也成了新聞人物。
美國行程之後，她開始前往歐洲旅行，行程中除了受到華僑接待，發表演說之外，有機會也會拜會當地政治領袖。最著名的當然是德國的希特勒。那時希特勒尚未侵略波蘭，仍是英姿煥發、深受德國青年擁戴的領袖。他神采奕奕、熱情的接待了楊惠敏，對她勉勵說：「你很英勇，也很年輕，希望妳好好努力，為了妳的國家。」這簡短的談話，深深烙印在她的心底。接著，她訪問埃及、印度，並獲得甘地的接見。可以說，她的行程增加了世界對中國抗戰的了解，也建立了她自己的世界觀。
回到重慶之後，她去向宋美齡報告，也受到戴笠的召見。宋美齡還特別安排她去中央大學當旁聽生。後來她覺得應該有正式學位才好，便考取了中央技藝專科學校。讀不到一年，幸運之神再度來叩門。美國一位華僑李國欽來信說，已經為她申請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只要她進去就讀就行了。問題是，一個流亡青年怎麼會有旅費呢？她痛苦萬分的發愁了一星期，最後迫不得已，決定去找當時財政部長孔祥熙試一試運氣。想不到孔祥熙一番慰勉後，贈送給她一張三千美元的支票。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足以讓她好好去上完大學。
楊惠敏高高興興的踏上旅程。先坐車到香港，再等候船期赴美。想不到，命運的轉捩點在此時發生。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美國宣佈對日宣戰。而屬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也在一個月內被日本佔領。她陷入兩難：前進美國無路，香港生活無著。因為那三千美元是美國銀行的支票，只有到美國才能兌現。她只有退回大後方。
幸好，她在香港找到原八十八師的上校師附張裕良，他是杜月笙的學生，正在計劃一批難民回到內地，讓她跟著大夥兒走。他們化妝成小商販，從九龍邊界到深圳。再搭船從東江沿水路去惠州。後來楊惠敏才知道，同行的人有杜月笙、王正廷（外交部長）的公子等。
船行水上，沿途岸邊時常遇見游擊隊放槍，險象環生。船夫建議找人去商量一下，請他們放一條生路。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就是沒人敢去當那一隻在貓耳朵上掛鈴鐺的老鼠。楊惠敏敏看得出來，在場無見義勇為的男兒，於是她的勇氣來了，「女兒身男兒心」，自告奮勇去交涉。
那游擊隊的首領也是個英雄人物，認出了楊惠敏，敬佩她的英勇，再一聽她表明要回後方抗戰，二話不說，即刻下令士兵不許放槍，他再上船一檢查，發現整條船上都是文質彬彬、一臉驚恐的書生，根本無法通過險惡的水路，於是他決定好人做到底，保駕護航，帶著他們一路到惠州。
惠州再轉到曲江時，楊惠敏碰到從事救災工作的陳志皋，請她留下幫忙，她在上海童子軍就一直從事救災，便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派給楊惠敏的救災任務並不輕鬆，是要回到香港接運難民到大後方。第一批是寫孫中山傳的吳經熊博士全家十三人和上海申報主筆葉秋原全家十四人。她要打扮成小販，逐一去通知每個人到何處集合，如何乘坐車船等，最後總算平安救出。
第二批比較奇特，是林森的家屬，有三四十人。到了第三批結束，她已經感覺日本警察在注意她，該回重慶了。不料陳志皋說，接下來這一批非她去連絡不可，因有兩個名人，是日本心亟欲拉攏的對象：梅蘭芳和胡蝶。梅蘭芳為了拒絕日本人的演出要求，已經蓄了鬍子，表明心跡；胡蝶則被要求去東京遊玩，拍一部「胡蝶遊東京」，表示心向日本。國民政府想帶他們到後方。如果不認識的人去接頭，他們一定會恐懼是日本特務的詭計，不敢答應。但楊惠敏上過報，他們一定認得，愛國心舉世皆知，可以信任。如此一來，這一次任務非她莫屬了。
這激起了她的榮譽心，決定再冒一次險。她打扮成賣魚的小販，像個男子，手裡拿一個盛滿小魚的籃子，身上俱是魚腥味，找到梅蘭芳的家。此時，梅蘭芳己失去中國四大美男子的神色，滿臉鬍鬚，衣著隨便，像個潦倒落魄的半百老翁。他起初不敢相信，等到楊惠敏露出本來面目，他認了出來，便坦白表示，實在沒辦法走，逃難太危險也太辛苦，更何況他還有一個劇團，手下四五十人要打理，不能棄之不顧。
如此苦衷，她也只能表示體諒。臨走前，梅蘭芳毅然決然的告訴她：「請你轉告內地關心我的朋友，我梅蘭芳絕不替日本人唱一齣戲。」
隨後，她轉到胡蝶家。應門的老太太用一種懷疑的眼睛看著她。她趕緊表明：「我是重慶來的。」老太太驚慌的打量著她，不知道怎麼反應。
「我是來找胡蝶小姐的，有一封電報要交給她。」
老太太將信將疑的往裡通報去了。隨後胡蝶出來了，招手讓她進屋子去說話。
胡蝶果然是天生美人胚子，光艷照人。而且腦子非常清楚，從容的問了她一些關鍵問題。楊惠敏說明來意，同時拿出杜月笙從重慶打來的電報給她看。此時胡蝶完全相信了。更出乎意料的是：胡蝶非常果斷明快，當下就決定即時回大後方，與全國軍民共赴國難。
剛碰過梅蘭芳釘子的楊惠敏非常開心。胡蝶叫女傭端出一份甜芋頭給楊惠敏當早餐。那甜蜜的口感和胡蝶爽朗答應的快意，讓她非常高興，永遠牢牢記得那甜芋頭的滋味。因為那是她唯一一次和胡蝶的當面交往。
楊惠敏還特別交待，逃難過程很危險，最好只帶兩件行李，以避免不方便搬動。胡蝶隨後和一批難民一起，離開了香港。留下她的母親，也就是那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女兒仍在九龍。此舉可能是避免引起注意。
楊惠敏沒有走。因為此時日本正在追緝這個「中國的川島芳子」，她怕同行會給胡蝶和難民帶來危險，寧可獨行。
然而就在一星期後，她聽說了胡蝶和難民的行李被搶劫的事。而胡蝶的行李，據說有三十箱之多。其中不乏她從影以來的全部積蓄、珠寶、收藏等等，胡蝶痛失畢生積蓄，心中充滿怨念，更希望找回行李。有人告訴她，要從攔路土匪的手中找回行李，只有找黑白兩道通吃的特務頭子戴笠，這是唯一有辦法的人。胡蝶是名人，到了重慶，自然各方邀約宴請，其中就有戴笠。於是她向戴笠一訴苦，戴笠正想追求她，如此良天賜機，豈能放過，立刻兵分兩路，一路查案子，一路去國外買珠寶。
一查，居然查到楊惠敏和另一個軍統離職的商人趙樂天的頭上。趙樂天是楊惠敏在路上遇見的跑單幫商人，因為要假扮成商販，楊惠敏與他偕行比較方便，甚至有人會認為他們是夫妻檔。但實際上，二人以兄妹相待。趙樂天和香港杜月笙的手下羅四維等人交往，而他們之中又有人為了情報工作，和日本警察、商社有往來。犬牙交錯，互相滲透，這本來就是地下工作的特色。若要以交往關係來追查，那根本無法做楊惠敏這種救助難民逃亡的工作了。然而，要以她交往的人來將她入罪，卻非常容易。
就這樣，楊惠敏以「通敵嫌疑」和「共產黨」的罪名，被逮捕入獄。更嚴重的是，逮捕她的人不是警察，而是軍統的特務。而逮捕後所送的訊問囚禁之處，竟是軍事監獄。
負責偵訊她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尉檢察官，名叫李煥，和另一個少校。李煥問：有人說，妳是日本間諜，有沒有這事？然而楊惠敏一說出四行獻旗往事，以及在香港搶救名人的過程，就知道她不可能是日本間諜。於是他簽了公文：楊惠敏是老百姓，不是軍人，應該送一般法院審理。
卻不料兩天後，戴笠發話了：「你們不辦楊惠敏，我就辦你們。」李煥知道惹上大麻煩了，嚇得立刻以父喪為由請辭。軍法學校畢業的他，自此離開司法系統，去唸復旦大學法律系，後來加入蔣經國的中央幹部訓練學校，成為蔣的得意門生，到台灣後更受到重用。誰也沒想到，偵訊楊惠敏會是李煥人生的轉捩點。
在戴笠主導下，誰也不敢營救楊惠敏。她被送到軍統著名的、有去無回的監獄──渣滓洞。
楊惠敏被逮捕後，面對每天的逼供刑求，所問的問題就是：胡蝶的行李為什麼被搶？到那裡去了？
她根本不知道，也無處求救。被關在軍統的黑牢裡，呼天搶地，天地不應。只能天天以淚洗面。
後來她才知道，軍統的特務還去她的老家鎮江，衝進去搜索，要找行李的贓物，把她的母親嚇得半死。而當時鎮江已是日本人統治區，由此可見軍統特務的用心拼命。能讓軍統這麼死活不計拼命的，就只有軍統頭子戴笠親自下令了。
戴笠為什麼這麼拼命呢？因為他想追求胡蝶。傳說他為了安慰胡蝶，還讓人依照胡蝶的敘述，特地去國外買一些舶來品，包括珠寶、香水、化妝品、名牌服飾等。這是香港的貴婦人才有的東西。
胡蝶是明白人，這些東西太新，本不是她用過的，因此知道這是戴笠的用心。他明白表示追求。有一傳說是，胡蝶應邀赴戴笠宴請，餐後戴特意留下她，送給她一顆大鑽戒。胡蝶知道不能輕易答應，便回覆說：「我已經結婚了，不能接受這麼貴重的禮物。」
卻不料戴笠說：「你不用擔心。我也幫你先生安排了出路。我會照顧你們的。」
胡蝶回去一問，她先生潘有聲說，戴笠已經安排他去昆明任職，做貿易生意。「戴先生的安排，我能不去嗎？不去還能有命活著嗎？」
胡蝶夫婦至此被拆散。一在昆明一在重慶。因此外界一直傳說，戴笠將胡蝶「金屋藏嬌」，養了起來。說得胡蝶有如被關在籠子裡的金絲雀。但事實上，胡蝶在重慶還是可以有自己的活動。她可以出來應酬交際，接受邀請出外拍電影。
有一位學者因此做翻案文章認為，她是自由的，胡蝶根本沒有被戴笠金屋藏嬌。還可以出來應酬，接拍電影。然而，這恐怕是由於他不了解權力運作的本質與戴笠權勢的通天可以到達什麼程度，才會如此天真。
恰恰相反的是，她的自由，都是在戴笠的籠子裡的自由。設想，邀請她拍電影的電影公司如果沒有得到戴笠首肯，敢拍嗎？在戴笠控制下的重慶，拍得成嗎？而胡蝶如果沒有問過戴笠，敢答應嗎？戴笠想贏得的，是美人心，而不僅是肉體。他要的一隻飛翔在天空，讓天下人看見、艷羡、最美的金絲雀，最後，那美麗的金絲雀會飛回到他的手中，這才是他要的。
所以他也不會將胡蝶封鎖起來，而是讓她成為一個更有聲名，更有權勢的人，可以在重慶呼風喚雨，讓她習慣這種生活作風，就更無法擺脫對權勢的依賴，唯有對他百依百順，最後心甘情願成為他的女人。這才是戴笠要的。
應該說，胡蝶也是一個非常聰慧、手段靈活而深諳世情的女子。她審時度勢，若是違逆了戴笠的意，不給他面子，隨時會出事，甚至被暗殺都無處申冤。她的丈夫更可能會因為戴笠的憤怒嫉妒，生命危險。與其如此，不如虛以委蛇，保持情面，與戴笠保持往來，甚至接受他建的別墅，但另一方面又不答應他的求婚。至於何時同意結婚，胡蝶大可以用「丈夫不同意離婚」，或以「唯有抗戰勝利，才願意結婚」為由（這理由在抗戰時期，盛行一時），把戴笠掛在得與不可得之間。似得而未得，這才是對付戴笠的最好辦法。否則真正得到了，他從來也不曾珍惜。這一點，老於世故的胡蝶不會看不透。
這也是為什麼戴笠飛機失事後，有軍統的人說，他急於要飛上海，想看看胡蝶的離婚協議簽字了沒有，他想著要和她結婚。
至於楊惠敏，她曾經是那麼受重視的抗日英雄，怎麼就這樣消聲匿跡，被關在黑牢，難道不會有人忽然想起嗎？
會的。楊惠敏曾透過一位來探望的神父去找蔣夫人幫忙。多年以後，楊惠敏聽蔣夫人身邊的人跟她說，當時宋美齡曾向蔣介石說情：為什麼不讓戴笠把楊惠敏給放了，她只是一個愛國的小孩子，是無辜的。
蔣介石卻說：那戴笠是我養的一條狗，平時忠心耿耿幫我辦事，偶然看上一條母狗，突然要發情了，我怎麼拉得住？這件事，你就別管了。
這是楊惠敏的兒子朱復轟所記憶的母親說過的話。至於真實情況，誰說出來的，便無法考證了。
宋美齡都無法了，誰還能有辦法？
軍統特務既然有意整死楊惠敏，她又不承認搶劫案和「通敵」，於是另想個法子，逼供要她承認是共產黨，說只要承認，簽了字，明天就可以放出去。還好，渣滓洞裡的確關有不少共產黨人，他們己經有血的教訓，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告訴她，千萬不能承認，一承認，在自白書上簽了字，就立刻拉出去殺了。以後誰想幫你平反都不可能，因你已經自己劃押。
楊惠敏撐住了。當然也吃盡苦頭。因為渣滓洞的特務必須有「業績」，逼不出供可以，但不能偷懶不逼供，所以他們天天要來打她巴掌。左一下，右一下，一天打兩百下。楊惠敏被打得精神幾乎崩潰，他們也打累了，卻只能天天做。特務明白講：沒辦法，那是上頭的「規定」。
楊惠敏絕望欲死，卻無處可死。甚至抗戰勝利了，她的「通敵嫌疑」還沒有洗刷。她還被關在渣滓洞。這一切，竟然要直到1946年3 月17日，戴笠摔了飛機之後，軍統開始人事更替，整編機構，胡蝶也跟著她的丈夫走了，戴笠的禁忌解除了，軍統的人明知楊惠敏是冤枉，才決定把她釋放。
可是，楊惠敏仍然很有骨氣，她堅持，總不能平白無故坐了三年半的牢，卻沒有一個交待。是清白無辜的，法院也要給一個正式的判決。否則，不就是等於默認她是有罪的？以後出去怎麼做人？
她要的是一個正式的判決。她要拿著判決書告訴世人，我是無辜的。
失望至極的楊惠敏回到家鄉，卻看到更悲痛的事。
她的弟弟被姐姐的愛國壯舉感動，也去從軍，為國犧牲。她的父親因為女兒在黑獄、獨子戰死，竟鬱鬱而終。只剩下年邁的母親，裹過小腳的老太太，和外孫女住在鎮江鄉下。楊惠敏哭倒在地，不知一切苦難所為何來？
她在家鄉住了半年，毫無出路，只感到前程茫茫。她覺得，此生從一個爽朗正直的熱血愛國青年，一個受敬重的八百壯士獻旗童子軍，可以出國留學開創前程的少女，卻淪落到黑牢死獄，沉冤莫白，一切都被胡蝶給毀了。失望至極的她聽到朋友給她一個訊息說，剛光復不久的台灣有一個教書的工作機會，要不要去應徵？帶著遠離家鄉，離開傷心地的期望，楊惠敏在1947年來到台灣。在台北女子師範學校、金甌女中擔任體育和童子軍課的教員。
一個人在台灣的她，有一些學校女伴一起聚會。她們看到她的名字，了解她的身世，卻見她鬱鬱孤獨，深表同情，就找她一起聚餐。有一次，他們要去台大一位體育教授朱重明家聚餐，便邀她一起去。席間有人談起楊惠敏那離奇的遭遇，到現在還常常半夜做惡夢，哭著驚醒，夢見自己在渣滓洞被刑求，很可憐，在台也無人照顧。
朱重明後來對她說：「如果妳願意，不嫌我們年紀差很多，就嫁給我吧，我可以保護妳。」
朱重明生於1887年，早年跟著陳英士參加同盟會，在秋瑾被殺後，陳英士派他去暗殺接替的巡撫，隨即搭船流亡日本。當時日本對同盟會採取庇護政策，因此並不需要簽證。朱重明在日本學習體育、軍事，希望強身報國，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陳英士擔任上海市長，他做了郵電局長。抗戰時到重慶教體育。當時體育在中國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
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後，由於殖民地時代台灣的體育課目只有日本人才能教，因此需要大量台籍體育教師。朱重明於是受邀來台灣，進入台大，負責安排課程，儘快培養體育教師。因為台灣有太多中小學有此需要，因此他的使命是儘快培養三千名體育老師。
也因朱重明在體育界的輩份高，所以他會邀請年輕輩的體育老師在他家聚餐。才得以結識楊惠敏。然而他們終究差了三十三歲，他怕楊惠敏不願意。
此時，受盡苦難的楊惠敏只求有一個安全、安穩、可靠的人可以依賴，何況她也已二十八歲，在當時算是高齡未婚的女子，因此很快就同意了。兩個人雖然有年齡差距，但楊惠敏在渣滓洞被折磨了三年半，出來時，一臉滄桑，看起來竟比實際年齡老了十歲。
結婚後，楊惠敏依照當時習俗，搬過來住溫州街的台大宿舍，也辭去工作。朱重明希望她擺脫舊日陰霾，重新開始，因此幫她改名為楊希賢。就只希望她當一個賢慧女子，不再做那衝鋒陷陣的女俠。
他們的家在溫州街十八巷，隔壁住著臺靜農，對面是殷海光、彭明敏。家的院子不小，楊惠敏勤勞，想貼補家用，就把房子後面的小房間租給學生，自己還在院子的圍牆邊隔了一塊地，用來養雞。每天早晨，為了消除雞糞的味道，她會穿著長筒雨靴，用水龍頭沖洗。就有一次，她剛洗完雞舍，沒來得及換鞋，就去兒子的小學送中午的便當。那時還沒有營養午餐，學生的便當都得自己帶。當她送到教室時，朱復轟的同學都笑問他：「你媽媽怎麼了？天氣這麼熱，又沒下雨，怎麼穿著雨靴？」害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朱復轟一直覺得，媽媽只是一個鎮江鄉下來的孩子，祖父本來鄉下農民，因緣湊巧，救了一個跌落在鄉間小路上的牧師，牧師為了報答，介紹他的女兒去讀剛剛創辦的教會小學，畢業後繼續唸中學，因為沒有考上大學，在上海工作，卻不料碰上八一三淞滬會戰，最後成為四行倉庫獻旗的英雄。然而，在媽媽的本性裡，總是有那麼一種鄉下人的耿直和土氣，像泥土一般厚實，非如此不可的堅持。碰到那奸巧詭計，她除了自己恨得心中鬱結暗黑了一大片，竟毫無辦法。就這樣把恨意吞在心裡。
那時還沒有憂鬱症的概念，朱重明只知道她很不快樂，半夜常常被惡夢驚醒，哭呀哭個不停，在黑暗中，就那樣坐著，看著幽暗的天色，直到天亮。1949年生下了第一個孩子朱復圭，1953年生下第二個孩子朱復轟的時候，朱重明已經67歲了。
童年的時候，朱復轟常常看見母親獨坐在幽暗的一角，默默流淚。她的眼窩也深深鎖著一層霧一般的憂傷。有時她會突然發怒，大聲罵人，卻又不知為了什麼，自己又沈鬱下去，默不作聲。有一次父親只說了一句「菜怎麼有點鹹」，母親就把所有菜都倒入垃圾桶。父親怕爭執，常躲在學校研究室。而他和哥哥只能靠著父親請來的保姆照顧生活起居。有時，母親發病的時候，朱復轟會怕得爬到家後面的大樹上，躲在那裡，直到母親不再生氣。
後來，朱重明認為這樣也不是辦法，於是鼓勵她把這一段歷史寫下來。楊惠敏在書寫中，一點一滴，找回當年那些記憶的細節，四行倉庫的橋邊，英軍協助的溫暖，炮火紛飛的爆炸，槍林彈雨的冒險，苦難流亡的勇敢，美國之行的風光，各國政要接見的榮光。那些被幽暗壓抑的記憶，逐一歸來。她彷彿在寫作中，找回那個熱血愛國、奮不顧身的女童子軍，那個被關押在渣滓洞的黑牢裡，等待拯救的楊惠敏，更找回那勇敢俠情的本性。
她彷彿透過寫作，把自己一生的冤屈，一腔的怨恨，一生的榮光，一次訴說。
1969年，《八百壯士與我》一書出版了。雖然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她把書送給了孫元良，以及當年參加過抗日的老朋友。這一段記憶，仍鼓舞著人心。
1969年，八十三歲的朱重明從台大退休，隔年就過世了。
1971年，由於外交失利、失去聯合國代表權，台灣興起一陣愛國宣傳片的電影熱潮。先是《英烈千秋》繼之《八百壯士》。
《八百壯士》籌拍之初，導演丁善璽知道楊惠敏故事，其人也在台灣，非常興奮的前來請教。楊惠敏也非常高興，和導演、劇組熱切交流，說著當時的場景細節和許多人的事跡。當她看到導演要林青霞游過蘇州河，將國旗送進四行倉庫，忍不住糾正說：「不是這樣啊，當時我是用爬過去的，在鐵絲網下面爬的。出來才是游水的。」然而丁善璽說：「妳就別管那麼多，電影就是要有戲劇性。妳那樣拍不好看。反正送國旗就對了。」最後她只好將歷史原貌說說就算了。
電影出來後，造成非常大的轟動，宣傳的時候，找了她和林青霞合照。後來蔣經國還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辦電影放映會，邀請她去出席。電影放映到中間，銀幕上的楊惠敏獻了旗，謝晉元用兩根竹桿接起來，把國旗升上去的時候，響起雄壯的歌聲。此時台下的楊惠敏竟激動得不能自已，突然站起來大喊：「立正！敬禮！」自己還舉手行童子軍禮。
電影院裡，觀眾都驚呆了，不知如何反應。此時，蔣經國竟然跟著站了起來，挺直了身體。蔣經國一站起來，旁邊沒有人坐得住了，一起站了起來。直到那激情的一幕結束。
那個激情熱血、慷慨激昂的楊惠敏回來了。
書的寫作，電影的放映，讓楊惠敏終於擺脫憂鬱症，重回人間。此時她已經白髮蒼蒼，雖然只是五十幾歲，卻像六十幾歲的老太太。但她的臉上，終於流露出開朗的笑容。她終於撐過來了，開始和老朋友聚會，開心的參加各種紀念抗戰的活動。她像年輕時候一樣，喜歡雙手叉腰，像個女漢子，接受拍照。
她依舊像個女俠，倔強自重。有一次，朱復轟想進電視公司工作，請媽媽能不能幫忙去說一聲，她毅然道：「媽媽從來不求人。」
每次受邀演講，談到往事，她總是一再說：「抗日犧牲的無名英雄有千千萬萬，我的獻旗故事，是因為有英國BBC的報導，才能見天日，傳播到國際。在抗戰期間，還有軍民同胞死傷無數，這些人，沒有國際關懷，這些人，每個都是血淚抗戰的無名英雄。今日我們別忘了他們的犧牲和奉獻！」
1978年，她不幸中風，左腦受損，無法言語。住進榮民總醫院。生命力讓她堅持著，直到1990年，在台北榮民過世。享年七十歲。
她的棺木上，包覆著一面大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一如她當年在四行倉庫那樣，包住她的身體，鮮紅壯烈，勇敢遠行。
＊作者為知名作家、前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