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變種病毒Omicron的來勢洶洶，使原本亞洲國家隔離政策鬆綁的機會又再度緊縮，尤其在印尼海外打拼的一群中國工人，至今依舊遲遲未回國，他們不是不符合檢測標準，就是一直來回於檢測與隔離間消耗。他們被關在隔離酒店裡看不見回家的曙光，也看不見明日的太陽，更殘酷的是，工人們懷抱著歸心似箭的希望，卻一次次地被數字給「定罪」，永遠徘徊於數字審判與隔離拘禁的兩造之間。期待、希望、落空、隔絕、無助，譜成疫情下的地獄進行曲。
散盡歲月等待：老楊受困一年多的故事
2019年11月5號，老楊一人隻身來到印尼的青山園區打拼，但因為公司合約的欺瞞、工作條件和待遇不佳，使得他到2020年5月合約到期後就開始申請回國。不料，因為疫情關係，才一直拖到了8月才辦理回國。
然而2020年春季疫情爆發始，中國政府設下了「雙陰性」的檢測門檻，規定任何人回國都必須持有核酸檢定、血清抗體檢定的雙陰性證明方可登機。這看似立意良善且保護國人健康安全的政策，卻變相使老楊看不見回家的路。
2020年的8月底，他向公司報名申請回國，卻沒想到還要自費出部分機票錢，和當初合約說好的不一樣。但他心一橫想說也罷，只要能早日歸國見到家人就好，就在9月2號搭乘班機從青山園區所在的北馬魯古省哈馬黑拉島（Halmahera Island）飛往雅加達。
然而一下飛機，老楊接收的並不是第一次的檢測，而是在隔離酒店待上14天，等待之後的第一次的雙陰性檢測。在這過程中，他發現他的護照將要過期，就立即通報給公司的人，公司要他放在櫃檯就好，他們會接手處理。但護照一直到現在還未歸還到他的手上。
9月19、20號，為期半年的隔離時間終於結束，老楊開始了他的「檢測之旅」，第一次核酸檢測（PCR）正常沒事，但血清抗體（IgM）卻顯示陽性，讓他只得再等上兩個禮拜，雖錯過原本預定九月底的班機，但只能等到指標下降到標準值以下，才得有返國的機會。
但是，這一等就等上了一年。老楊說，雖然他的核酸顯示陰性，但血檢一直呈現陽性，因為政府規定，血清抗體IgM必須1.0以下才算陰性，方可通關。但誰知道老楊的血檢值一直就在1.0以上，遲遲未有下降趨勢。而且，聽說拿到「雙陰性」後，還必須等待大使館的配額，因為一班飛機只會開放固定人數回國，而這些固定人數是照「血檢值」排序的。也就是說，如果比自己的血檢值還低的人數佔滿了回國的名額，那他只能再等待下次的班機。一來一往的消耗，老楊至今已在隔離酒店待上一年三個月之久。可怕的是，他說還有二、三十人都跟他一樣在酒店裡，等待血檢值過，以及下一次的班機。
隔離與檢測的泥淖
疫情爆發快兩年，許多工人依舊被滯留於印尼廠區，或甚至來回於隔離酒店與檢測站之間徘徊，他們和老楊一樣，陷入了這些隔離與檢測的泥淖裡。
4月時，在印尼德龍二期肯達里（Kendari）工作的老陳，見疫情爆發嚴重，想向老闆申請回國，卻以疫情為由而擋了下來。中間他一度到三期的莫羅瓦利（ Morowali）園區工作，直到今年4月才開始嘗試辦理回國。
然而，根據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的規定，返國人員必須符合兩次「雙陰性」的鑑定：第一次在登機前第7天檢測，另一則是第二次登機前48小時內檢測，兩次檢測都必須符合核酸和血清抗體IgM、IgG的檢測標準，最終才可取得綠碼的機會。
但是，事情總是沒那麼簡單，官方的一套說法還必須給公司來執行。因為莫羅瓦利並非於雅加達本島，也沒有直飛回中國的班機，所以必須先搭乘飛機到爪哇島，再進行雙檢測。但在之前，老陳必須通過廠區的雙檢測後，才過的了回家的第一關。第二關則是要到雅加達後，先在隔離酒店待著，接受第一次檢定，以符合政府規定的飛行7日前的陰性證明，過關後才有機會取得48小時前航空公司檢測的門票。
不幸的是，老陳就在航前檢測出現了陽性，只得再退回上一步，等待重新檢測。一周後，他再度成功獲得第一次的雙陰性檢定證明，合格後卻又在航司檢定出現陽性。前前後後來回兩、三個月，就是在雅加達的隔離酒店度過。
老陳說，有的人在這期間沒收入，都放棄回去了；有的被說是沒有航班，回到工作現場待命；有的說是航班有配額而不給回去；有的則是在檢測合格與不合格間隔離了好幾個月，有的三個月，有的半年，還有一年都給關在隔離酒店裡，看不見回家的希望。
數字不只監禁人，還殺了人
可怕的是，受困的不只有老楊和老陳，還有廣大的海外中國工人在印尼等待救援。他們多數都在疫情爆發時開始申請回國，但卻以班機不夠為由被擋了下來。之後允許回國時，他們又被嚴苛的檢驗標準，而隔絕於國門之外；因身體想回國看病的，也得服從檢測數值。
「為什麼在這邊海外的好多自殺了、憂鬱了、精神上出了問題了，就是因為他一次不過、兩次不過；三次不過他沒希望了，他看不到希望了，慢慢地就出現了症狀。」另一頭的老王感嘆著，他今年6月份就申請回國，但也是IgM血清指標的嚴苛，一直讓他上不了飛機，再加上政策朝夕令改，使他一直被數字「綁架」滯留海外。
去年11月來印尼的彬哥，在今年7月的時候就開始申請回國，雖在國內已打了兩針疫苗，卻無故被註銷了疫苗證，必須再重新打上兩針，觀察後才可申請回國。甚至有些有「核酸史」的工人，必須得等到IgM一定數值以下才能通關，但這個規定又在疫情嚴重後更加收緊。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以前不是有一個規定，半年疫苗證指標只要3.0以下就能過，以前有過，航空公司或使館以前有這個規定嘛！半年疫苗證IgM3.0以下就能過，然後IgG是10以下就能過。」彬哥說，原本IgM標準3.0的政策，到了9月卻大轉彎，規定除了核酸檢定陰性外，血檢值必須要降到1.0以下，有些公司甚至規定，感染痊癒者必須要拍過電腦斷層掃描和胸部X光，未合格者還必須隔離三個月才能再檢測。原本已經到了雅加達因血檢不合格被關上幾周的工人，按理來講早就盼到了回國的時候，卻又因政策的急驚風而再度滯留於印尼。
「他那個指標，超過1.0，你說算新冠嗎？1.0都能回國，1.1算不算得了新冠？得了新冠為什麼不把我隔離阿，為什麼還把我放在外面？我核酸也沒問題，只是IgM值高一點。」彬哥說：「過幾天要再做血檢。航空公司的最低要求我都達不到，而且公司的要求比航空公司規定的數值低一半。航空公司規定打完疫苗半年後IGM是1，公司規定是0.5。航司規定的IGG是5，公司規定的是2.4。公司是口頭規定的，你達不到就不讓你走。」
誰也沒說準這個「數值」代表著什麼意涵，數值到底代表著是一個中立的科學證據，還是只是政府與企業為了留下工人而操弄的藉口。
「疫情」成為資本主義最好的糖衣
「所以現在老闆一句話，等公司安排。」雖說是因為「疫情」以「安全」為由而留下來，但工人們在工地裡面對的卻是毫無防護措施的環境，有的甚至沒有口罩，也沒有保持社交距離，增加感染的風險；有的確認陽性了，或者是數值比標準值高了些，也沒有確實安排隔離。雙重標準不禁讓工人們想著：「到底我們還該相信誰？」
甚至，檢測除非公司安排，其他皆為自費，光是一次檢測費用就要800人民幣（相當於125美元），CT值檢測甚至要高達1800人民幣（相當於282美金）。公司完全不負擔任何費用，因為是工人「自己」安排要回去的，並非公司的例行安排。但工人們還是寧願花錢，他們買的不是一個低於標準的「數值」，而是一個回國的「希望」。
「希望」破滅了，「數值」超標了，更名正言順地讓公司合理再度以低薪雇用工人們，因為在滯留的這段期間沒有收入，也無法在短時間內一直自費檢測。夾處在經濟壓力與回國困難的窘境下，有些人選擇回到工地現場，有些人則選擇待在隔離酒店，一待就是一年以上。
「這在雅加達已經發生很多了。有的人幹了一年攢了幾萬塊錢，都沒夠，待了五個月花完了，隔離，吃飯，都花錢，後來家裡又打了7萬，到現在都還沒走。但他還不願意回來，因為回來之後會繼續被壓榨。」
因此，許多海外滯留的中國工人，只能被迫無奈地繼續留在印尼，有的人回到工地有一天沒一天的幹，有的人則還被關在雅加達的隔離酒店裡，等待下一次的出關的「機會」。許多人因為檢測政策的原因而耽誤了回國就醫的時機，有的人甚至因為沒辦法及時回去而夫妻失和，甚至還錯過了與親友告別的最後一刻。
如今，新年即將到來，這些工人們能不能回去還未卜，老楊等人至今還待在隔離酒店。但一切不是「聽天由命」，而是「等安排」：等疫情安排、等公司安排、等政府安排，等整個制度看見了這群海外工人後來「安排」。
作者簡介：楊鈞傑，台灣人，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性別研究所。長期關注女權、LGBTQ權益及勞工議題。目前在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實習。
中國勞工觀察：位於美國紐約的非營利性組織，主要針對中國國營企業進行監督，透過媒體報導中國工人的示威案件，生活現狀和工作條件，引起國際社會以及中國政府對中國工人情況的關注，從而影響中國政府相關勞工政策。目前工作項目聚焦在一帶一路政策如何影響海外中國工人強迫勞動與剝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