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荒謬的是，她聽了傳達，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其後傳達到小學，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小女兒卻不理警告，我週末回深圳，她就偷偷告訴我「林彪變灰」了。
失敗者回憶錄63：二重生活的悲哀
九一三事件發生在1971年，正好是中共成立第五十年。林彪與妻兒乘飛機從山海關逃向西北方，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九人全部死亡。身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並在兩年前九大通過的黨章指定為毛的接班人，何以會「叛逃」？五十年來一直是謎。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打倒黨的第二號人物。前一次是1966年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再之前也打倒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不過林彪事件太奇特，各種解釋撲朔迷離，歸根到底，就是反映了所有的政治亂局都集中一點，就是糾纏在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這是政局的關鍵要害。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一個月，香港和海外已經有報導林彪出事了。中共一直隱瞞事件，只在官媒上不再提「林副主席」，然後就拼湊出一個林彪謀刺毛澤東和密謀「武起義」（林的兒子以「五七一」為代號）的文件，自上而下逐級傳達。到1971年底，傳達到深圳中學的教職員工大會上。據妻子麗儀說，當時有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年輕教師，在等候上級領導來傳達文件之前，就帶頭叫口號，繼續喊「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還講一通林副主席當接班人對革命事業如何有保證的話。講完後，領導來傳達林彪謀叛，大家看這位老實人的臉色，一直變紅變藍變綠。
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荒謬的是，她聽了傳達，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其後傳達到小學，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小女兒卻不理警告，我週末回深圳，她就偷偷告訴我「林彪變灰」了。
香港報紙炒作這新聞許久，但在左派陣營中，都不公開談這件事，就像沒發生一樣。這明明是影響黨國命運的大事，而左派依附黨國而存在，可說同自己的命運相關，怎能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見而不提呢？
1972年我應邀去北京參加國慶，那時的接待幹部以「林賊」稱呼林彪了，但不講詳情。直到1973年八月底中共召開十大，政府報告中講到林彪「叛逃」，事情才公開。已事隔兩年矣！
林彪事件的奇特，和事件發生後的隱瞞，即使傳達到人所共知，卻仍然不公開，知道的也避免談論。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政治社會氛圍。
我前文講的「二重生活的悲哀」，就是指個人的思想、價值觀、人生追求，與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周圍的人，不僅志趣相悖，而且完全相反。但為了生活，為了生存，你又不能不與所處的環境和人群融合，否則你就被孤立、被排斥，沒有話題也沒有合作空間。二重生活的一重是指個人的思想生活，另一重是與他人交往的社會生活。人在他人面前被迫過自己不情願的另一重生活。這是廚川白村所指近代人的悲哀之一。
廚川白村是日本文學評論家。他生於1880年，1923年在日本大地震中喪生。次年，魯迅從他的遺稿中翻譯了《苦悶的象徵》。我從《苦悶的象徵》中認識他，並在1966年編寫的《哲學與人生》中，引述他所提出的近代人在生活中的四種悲哀。儘管這是100年前的「近代人」，但文革後那幾年，我對他的說法特別有感。
他所提的四種悲哀，第一種是「理想破滅的悲哀」。人類在對現實的不滿中，創立了各種各樣的理想社會的學說，不同的人群不斷努力去追求理想的實現，但追求的過程和實現的結果，是理想的破滅。對那時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我來說，開始感到這種悲哀。但未料到更悲哀的是，追求理想的結果，是不斷發生比原來所不滿的現實更可怕千倍的慘劇。
第二種是「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懷疑，是指對自己信仰的懷疑，科學的進步動搖了許多人對宗教的信仰，但科學發展又使人類出現新的大問題：戰爭更殘酷，道德更墮落，科技公司和政權對個人的監控更甚。對科學的懷疑，對制度、對道德、對法律也產生懷疑。懷疑可以是人們鑽研問題、解決問題的動力，但對信仰、對道德、對價值系統的整體懷疑，卻是人生的悲哀。
第三種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上文已經談過，這是一種很普遍也延續至今的悲哀。
第四種就是在找不到出路，感到世界一片灰暗，個人完全沒有力量的情緒下，覺得不想活了，於是產生「厭世主義的悲哀」。
我在闡述廚川的「四種悲哀」時，仍然鼓勵「自學叢書」的讀者，要積極面對這四種悲哀，不要被悲哀淹沒，而應該努力實現理想，從懷疑中找出路，以及深入社會黑暗中去改變它。但那幾年，我發覺我這種樂觀說詞的虛妄。我自己也沉溺在前三種悲哀中，尤其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不過我還年輕，不想被悲觀情緒掩埋，想在當時處境下找出路。於是有了《七十年代》月刊。（原文發佈於9月17日）
失敗者回憶錄64：《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七十年代》月刊在1970年2月創刊。那時文革狂潮稍稍平靜，但極左思潮仍然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書店只有馬列毛的著作，和兩三部樣板小說，其他古今中外名著或被燒毀或被收藏起來了。香港六七暴動已告平息，但左派的文化事業無法復元，產生不出既符合中共意識又能迎合香港市場的電影和出版品。左派陷入文化真空中，親共人士深感文化飢渴。但香港整體社會則在港英平暴與開始改良中，本土文化開始萌芽。
這是中國和香港的政治氣候，但國際氣候就是另一景況。在六十年代後期西方世界左傾思潮激盪。美國民權運動，「黑人權力」和「學生權力」結合，反越戰、反建制運動風起雲湧。法國1968年5月發生持續七周的學生運動，出現了總罷工、遊行、佔領大學及工廠的行動。
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後遭到蘇聯的殘酷鎮壓。日本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大規模學運抗爭。整個西方世界的青年運動，都指向原有的民主體制，指向蘇聯對東歐的壓制權力。左派思潮，特別是西方年輕人搞不清楚的毛澤東思想，竟然在反建制的西方學運中流行。受年輕人推崇的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主持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戰爭罪行的法庭。沙特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支持法國學生運動，反對越南戰爭。他甚至參加了一份支持中國毛思想的左派所辦的報紙。
在中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製造無數悲劇。在香港，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左派暴動使市民厭惡。但在西方，不明真相的反現有建制的年輕人卻有不少人認為毛思想是一條出路。
六七暴動後，香港市民尤其是大專學生，開始排除了不問世事、只顧謀個人自利的心態，關心起社會、世界和人生了。對本土的文化認同固然有了開始，但對身份的認同卻不是一面倒向香港，而是有相當多人思考作為「中國人」的身份。1968年，大專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以之作為建立民族身份的象徵。年輕人在否定六七暴動的同時，亦受西方左派思潮影響。
這是一個西方和香港年輕人思想活躍但又混亂的時代。
創辦《七十年代》，是我看到了左派文化真空的時機。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回想五十年前創辦這本雜誌，既有對香港形勢和世界思潮的時機判斷，亦有個人要在左派圈子中創出事業的自私目的。
前文談到「二重生活的悲哀」。仔細分析一個人的「二重生活」，其實是由三樣東西支配的。一是想像共同體，二是事實共同體，三是個體。想像共同體指的是民族、國族、省籍等等的共同想像，受抽象的國家、民族、省籍觀念主導的人，渴望融入不同的想像共同體。但它只是一種想像，未必與我們的生活有真實關連。事實的共同體是指身處某種行業，在某個工作環境，或者是一個家庭的成員，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話題共同，命運共同。至於個體，就是獨立於這些共同體之外的個人，個人的思想，認識，價值觀。
許多人對國家民族政黨的認同，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想像中的東西。但這種想像共同體若貫徹到你的工作環境、職業、行業，尤其是家庭中，那就成為你的利益、命運、存在價值甚至安危相關的事了。想像共同體一旦融合到事實共同體之中，那就不再是想像了。個人可以接受或抗拒想像共同體，但在事實共同體中，要堅持與共同體相悖的價值觀，去獨立行事，不僅會犧牲個人利益，而且會影響家庭甚至安危。
對當時的我來說，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曾經是我的想像共同體。但社會主義祖國的極左思潮，尤其是對毛的歌頌，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體有些動搖了。只不過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國的不合理現象會改變。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機構工作，妻子又在大陸生活，這種想像共同體已經與事實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結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實共同體中，尋找個人的發展空間。
創刊之前，取得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同意和支持，上海書局老闆方志勇投資。我在創刊詞中，提出「盲從太危險」的觀念。這當然是常識。但香港左派從1966年前的「社會化」，一下子變臉為「打倒港英」，又忽然一夜間「反英抗暴」收攤，他們怎麼沒有感覺「盲從太危險」是一個警示呢？（原文發佈於9月20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