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泰觀點：北京修憲完成，意味著什麼？

備受關注的北京修憲案「無意外」通過。對此，一般吃瓜群眾可能只盯住了「取消國家主席連任兩屆限制」這一點，但實際上稍有政治常識的人就會知道，北京此次修憲與歷史上前幾次一樣，是精心佈局謀劃的大工程大動作，要瞭解其背後的意味，只關注其中一點恐怕很難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必須進行更為全面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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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什麼？

所以，這次修憲案的核心其實就是對這四個方面內容進行了憲法確認或強化，即：指導思想、黨的領導、領導體制、監察體系。

為什麼這樣改？

第一，指導思想部分加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大陸官方稱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這個指南實際上回答的是「新時代」也就是今後較長一段時期發展的總目標、總任務、戰略佈局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也就是說，這部分的修憲內容旨在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式確認為國家的目標任務，落實到現實層面，就是中共十九大確定的「兩個一百年」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執政時期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此次也同時被加入憲法這一部分，列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前，某種意義上可被視為實現上述目標的方法論。

第二，黨的領導明確寫入憲法總綱

對於這一點，或許有人會認為中共本就是「一黨專政」，何必多此一舉？尤其是隨著世界範圍內第三波民主化的全面退潮，共產黨在大陸的執政地位似乎愈發超然鞏固。

十八大之前，中共從中樞到基層的領導權都面臨被某些個人或團夥實際取代的情況：中央政治局內部盤根錯節，個別人「擅權弄權」甚至拉幫結夥過「黨外組織生活」，部門之間爭利諉責、地方自重有如諸侯，導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宏觀政策難以落地，光是周永康、令計畫、薄熙來等人，就把持了政法、國安、石油等多個系統和四川、山西等多個省份，軍隊被郭伯雄、徐才厚等人操控，人大及政協系統則出現多地多起集體賄選舞弊案，更不用說那些被查出遍及各省市的「大小老虎」們所把控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管控力道實難到達基層，黨政基層組織也因此在「市場經濟大潮」沖刷下不斷腐化渙散、各種勢力趁虛而入。這種情況下，哪裡還真正有共產黨的領導？

所以，今年北京在憲法頭條開門見山重申「共產黨的領導」，同時更在組織層面統籌推動黨政軍群的大規模機構改革和基層的打黑除惡、清理宗族勢力等動作，力圖消除其黨政機體中的結構性痼疾，確保黨的領導「通達全身」。

第三，國家領導人任職期限的取消

這當然是為了讓權力收歸中共領導層後能得到長時間地鞏固。除了要繼續將權力從過去實質架空了共產黨中央的官僚權貴集團手中收回並防止反撲，還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前面已經講到的，今後五年，是中共「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至關重要的歷史交匯期，距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最後不到三年的「衝刺」時間，距離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只剩下17年。因此，今後五到十五年，對於中共而言，是一個關乎成敗命運的關鍵期，有太多必須要做的「攻堅期」「深水區」工作，中共已經明確的近期重大內政任務包括：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防範化解金融等領域存在的重大系統性風險、3000多萬貧困人口的扶貧攻堅戰、振興鄉村、污染防治、持續機制化反腐敗、完善法治體系、繁榮社會文化……看上去短期內要完成哪一樣難度都不小。這樣的時期，需要強有力並且已被證明可靠的領導人。

二是面對這樣緊迫繁難的任務，中共領導層目前還沒有一批能夠放心「交棒」的接班人選。中共十八大至今持續的反腐風暴中，光是「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高官就達240多名（其中包括數十名少將以上軍隊將領），可見官僚集團已經腐壞到了必須徹底換血的程度。按照中共運行體制，原本未來將進入中央領導層的後備梯隊就是這些「中生代」，但反腐結果讓中共高層對這批人出現了「信任斷層」，因而不可能把前面所說的「重大歷史任務」交到這些人手中。尤其是對官僚集團的鬥爭與改造，即便五年後也可能還未完成，如果那時「交棒」，則一切可能前功盡棄，甚至遭到反噬。那樣中共將不僅是永失這一歷史機遇期，無法實現既定目標，恐怕連自身的前途命運都要打上問號。所以中共領導層要實現放心的接續過渡，只能寄希望於更新鮮的血液，這至少需要兩個任期以上時間的培養和考察。

三是來自外部的挑戰。當前世界整體轉向保守主義傾向明顯——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的十年，是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逐步讓位於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十年，民主制度不僅不能抵禦、反而成為了民粹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氾濫的溫床。在此種情況下，目前世界主要國家紛紛調動自身政治資源，強化國家決策執行力並交給有能力的領導人。比如日本安倍晉三從2006年出任首相至今已連任四屆、掌權12年，並極有可能繼續連任；德國默克爾迄今連任三屆，馬上就要迎來第四任期，將連續執政16年；新加坡李顯龍連任已經14年；土耳其埃爾多安連任最高領導人15年並將議會制改為總統制。反觀美英，選舉換上來的卻是「美國第一」的特朗普和「英國脫歐」的特蕾莎梅，都在大力奉行保守主義政策。尤其在經濟危機再度週期性來臨、可能加速國際經濟秩序重大變化的預期之下，未來五到十五年還將會是實現大國權力轉移的一個關鍵過渡期。歷史表明，這種經濟危機和權力轉移將帶來強烈的國際關係震盪，甚至不排除戰爭的可能。

面對這些現實，可以看到中共希望通過黨政軍領導人任期統一的「三位一體」，解決和完成關乎自身生存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與任務，同時有力地應對未來十到十五年關鍵歷史時期國內外形勢的挑戰，培養出一批能夠接好2035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接力棒」的後續梯隊。因此，當中國今年宣佈取消領導人任期限制的修憲案之後，全世界普遍表示關注，但並無過多驚訝或擔憂表現，比如華府發言人的表態就是「相信那（修憲）是中國針對怎樣才對自己國家最好而做出的決定。」

第四，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

通過這次修憲案，大陸正式形成國會下面「一府兩院一委」格局，即在全國人大的立法權之下，政府（國務院）的行政權、最高法院和檢察院的司法權、監察委員會的監督權三權平行並立，用於「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這與前三點修憲內容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通過監督官僚集團，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服務于「兩個一百年」目標。

中共相信，「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是建立機制化、法治化反腐敗體系的重要一步，由此可以建立對官僚集團的常態化高壓震懾態勢。而「黨實施對政府的全面權威監督」，也再次印證了中共高層當前對於政府官僚體系的極端不信任。

同時，設立監察委員會只是此次中共大規模機構改革的組成部分之一。就在修憲完成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相當於習的秘書長）在黨媒《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題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點明「一些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責劃分不夠科學，職責缺位和效能不高問題凸顯，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一些領域中央和地方機構職能上下一般粗，權責劃分不盡合理；基層機構設置和權力配置有待完善，組織群眾、服務群眾能力需要進一步提高」。實際上就是在批判從中央部委到地方再到基層組織機構，仍然存在黨的政令不暢、領導力散失、脫離群眾的問題，可見中共現在是要下狠心改造官僚體制。

因此，該文所謂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潛臺詞，就是指徹底改造帶有前現代封建特徵的官僚集團與官僚體制。並在文中明確指出改造的目標，是為了「著眼新時代，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但這個目標能否通過此次修憲及機構改革等手段達到，能否真的實現「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有待觀察、尚存疑問。

意味著什麼？

說了這麼多，到底透過此次修憲案這一標誌性信號，能夠看到接下來十到十五年的一個戰略週期中，中共會有什麼樣的動向呢？

第一，用「新威權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條件實施自我改革

修憲案通過，中共由此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因而有條件進行更為深入的改革，在解決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程式合法性不足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創新層面，政治學界目前比較期待的是中共對政府官僚集團的改造，以及對自身政黨組織和理論的改革。

以此次修憲為代表的一系列動作，標誌著中共「新威權主義」的完全成型，如果能以此為契機順利完成對官僚集團的體制改造，實現其希望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中共對自身的改革或許可以更早進入人們的視野。

現代政黨組織出現兩百年來，最大的矛盾就是在於它既不能務實，也不能堅持理想。務實會使得一個政黨去意識形態化，從而削弱了作為立黨之基的合法性基礎。但是一個政黨越堅持理想，該政黨就越經受不起世界主流意識形態改變帶來的衝擊，越有可能成為野心家和小人獲取私利的工具，並且越有可能行事教條和脫離實際，因而犯的錯誤也就越大越難以改正。這是現有形態的政黨不可避免的矛盾。

因此，有學者指出，中共需要把自己發展成以「政治道德」作為意識形態基礎的「道德務實政黨」，並進行相應的政黨理論建構。中國自古就有著與西方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和對政治精英的道德和績效期望；中共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建立「道德務實政黨」方面其實已經做了大量的嘗試並積累了不少經驗。如果能繼往開來，中國也許能成為世界新型政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個先行者。

就在北京修憲完成前後，習近平在兩會多次講到了「政治道德」，主要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談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政德：「共產黨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人民群眾什麼方面感覺不幸福、不快樂、不滿意，我們就在哪方面下功夫，為群眾排憂解難。」二是談「深入整治選人用人不正之風，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未來，中共如果將「人民公僕、時代先鋒、民族脊樑」的政治道德作為黨的意識形態基礎，並由此真正重塑一個「人民的名義」式務實政黨，或許是實現中共一直追求的「跳出歷史週期率」的路子，構建在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的「政黨自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二，繼續搞開放型市場經濟，努力擺脫GDP數字綁架

用「新威權主義」搞定官僚集團之後，中共需要接著對付的是問題資本。

改革開放40年過程中，官僚集團與資本逐漸惡性結合，在經濟增長中形成了既得利益權貴集團，包括官僚資本和寡頭資本，二者「相愛相殺」卻共同劫持了中國經濟發展成果，掌控了經濟投資的動力和結果，先榨幹了工人、農民階級，然後又開始收割中產知識階級，最後還通過地方政府和部委對中央政府形成強大壓力。

中央政府在這種的壓力下，不得不為了保證GDP增長率而增發貨幣，這又加劇了製造業萎靡房地產膨脹等經濟結構的畸形，直至出現貨幣政策失效的局面。地方政府則不斷利用有限的資源加速資本化，並將成本直接轉嫁給民生和環境，這樣的GDP經濟增長背後，是人民福利被邊緣化，生活資源被貨幣化，國家土地被污染化，公共財富被私有化，國內資產被移民化，民族自信被愚民化，於是有些地方GDP越高，民眾幸福感越低！

在經濟層面，中共已經表現出要逐步擺脫這種GDP增長枷鎖的傾向，並努力為多年來一直主要由經濟穩定快速增長賦予的現實合法性尋找新的來源。具體來說，就是要將習近平所言「人民的幸福」增長作為政績目標，因此這次修憲案中還增加了「貫徹新發展理念」「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和諧美麗」等內容，並且一再強調憲法的權威和法治的重要性。無論對於改造官僚集團，還是增強人民幸福感，法治都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此次修憲首次寫入了「賦予設區的市級人大立法權」，未來地方立法將更為靈活具體，但這又進一步要求徹底革除地方人大過去的種種積弊，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為基層立法主體的職能作用。

但擺脫GDP枷鎖，不意味著不積極促進經濟增長。中共需要為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提供所需環境，為經濟的進一步提升培育技術創新，也需要吸引外資和讓中國企業家有信心把大量資本留在國內。為此，中共將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同時，中共已經一再通過多種場合表明，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的是更加開放而不是保守。

第三，積極塑造世界新秩序，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前文提到，當前世界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呈上升趨勢。中共修憲等一系列動作也有因應這個趨勢的意味在其中，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自身會採取保守主義政策。

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中國明確表示不願採取貿易戰。就在兩會召開前，中共中央財辦主任、「對習很重要」的劉鶴訪美引發廣泛關注，據稱他此行就是為了協調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在劉鶴幾年前做的對兩次世界經濟危機的研究中，他提出中國要「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並且判斷當時的機遇主要是「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並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可見，大陸去產能、去杠杆的需求與亞歐非眾多國家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高度重合，使得「一帶一路」成為中國經濟走出去的首選。

另一方面，大國權力轉移的加速，將導致反共反華勢力加緊對中共的遏制；保守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抬頭，也可能造成中國內外安全態勢的遽變。對此中共正有意識做好相關準備，貫徹「綜合安全觀」，強力推行軍隊改革、整肅重建軍隊風氣與戰鬥力、加大武器裝備與訓練投入、統籌國防建設和民用經濟開發，推進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就在此次中共推行的大規模機構調整改革中，首次組建的「退役軍人事務部」引發了極大關注，有人解讀，這個機構不是為那些已經退役的老兵準備的，而是為將來可能的戰爭準備的。

但中國對外並未標榜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在此次修憲中，中共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策略」「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了憲法。在國際上，中國外交政策保持著溫和、積極、開放的基調，宣導合作共贏，被視為目前引領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結 語

對於這次修憲案，可以放在中共追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背景下去看，面對危機四伏又機不可失的內外環境，中共的這次修憲可謂是一招在變局中求變、在逆勢中逆行的「勝天半子」式的搏擊。通過修憲，中共領導者將大權集於一身以獲取攻堅克難必需的能量，但同時他也將承擔隨之而來的全部責任，並成為他的對手——官僚集團、寡頭資本、反華勢力都亟欲打倒的對象。因此，通過集權來推動改革發展之路，著實是有著不小的風險的，不管出現何種波折或是行差踏錯，付出的代價都將是極為巨大的。

最後，對於寄望於大陸改革失敗甚或「崩潰」，並趁機大搞「台獨」冒險的人來說，需要考慮的是，如果真的出現那種情況，那麼台海戰爭、武力統一將會是中共用來轉移風險、維護地位、再次贏得執政合法性的途徑。

天佑中華，天佑兩岸。

＊作者為新加坡自由撰稿人。